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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孔子在大陆知识界人缘不佳。不但冷猪头的供应断绝，就连敬称“子”亦被换作“老二”以示鄙夷。这段梁子是如何结下的呢？恐怕得怨圣人两千多年前祸从口出，说了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须知清末以降，欧陆唯理思潮东渐，白衣卿相纷纷摇身变为启蒙者。在赛先生武装起来的头脑中，至圣先师的那番话自然逆理悖伦。于是，昔日的往圣绝学此时便成了愚民政策，遂当在理性的法庭上被批倒批臭。 当然，历来亦有不少学者挺身为夫子辩护。他们认为启蒙者曲解了孔子。“民可使由之”一语并非望文所生之意。那么究竟何为该句之正解呢？各位学者却似乎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句话讲的是“知难行易”的道理。所谓“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民可使之由于事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有人认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西门豹所说的“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使”。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固然洗脱了愚民的指控，却难免添上威权主义的嫌疑，因而仍会遭到启蒙知识分子的诟病。亦有学者提出，这句话应解释为“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共知之。或曰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共知之。”则其句读应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惜乎此解似于文法不符。另有一说认为，此句应理解为“民有可使者，亦有不可使者；民有可使之时，亦有不可使之时。可使则用之，若不可使，千万要知其不可使”。故句读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影响较广的一种解释。 这些主张正确与否姑且存而不论，其逻辑预设已颇堪玩味。这种预设便是，若“民可使由之”一语之真意正如其批判者所解，那么其所包含的思想便是“错误”的。正是在这一预设之下，辩护者开始绞尽脑汁地寻找另一种诠释。可见，启蒙理性早已潜移默化地成为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共识，从而把持了解释一切事物的话语权。因此，这场争论的实质无非是裁定夫子所云究竟是否符合某种“现代化”的价值观。至于这句话在孔子所处时代的真实所指，却被启蒙的热情所遮蔽了。 那么，我们究竟能否透过历史的迷雾，逼近该句之真意呢？回答是肯定的。撇开传世文献证据不论，出土于湖北的“郭店楚简”已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在那些埋藏地底近两千年的竹片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儒家典籍。而其中的一篇（学界名之为《尊德义》）记载着这样一段话，“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不可强也。”古汉语中“由”、“迪”两字想通，而“迪”又与“道”声近义通。故可知此句即孔子所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句相校，竹简文本多出一个“而 ”字。于是孔子原句的句读之谜豁然而解，该句确实应该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另外，古汉语中“道”与“導”亦想通。由此可知“民可使由之”的意思就是“民众是可引导的”。而《尊德义》全篇意在告诫人君，应当以身作则，用德行和礼乐来教化、引导民众——这可算是典型的儒家治理模式。因此，“民可使由（道）之”的意思昭然若揭，即孔子所主张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从人君的角度讲，“民可使由（道）之”便意味着“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后半句“不可使知之”了。如果说“使由（道）之”对应的是“身教”，那么“使知之”对应的自然是“言教”。即“其身正，不令而行” 中的“令”。若要令出即行，当然要明示于人，故曰“使知之”。且统治者的“令”自有合法暴力撑腰，故楚简后文有“民可道也，不可强也”一语。此处的“强 ”，指的即是不经教化，而以强力推行政令，也即孔子所看低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实表达了先秦儒家的政治主张。即首先依靠伦理，而非政令来维系政治制度与社会秩序。要建立这样的治理模式，需要统治阶层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然后对民众进行感召与教化。厘清这层含义之后，“愚民主义者”这顶帽子恐怕于孔老夫子多少有些尺寸不合了。 作者：虹口老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