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日报》2010年11月15日《国学》版，刊登了何丽野先生《“仁”与“智”》一文。该文强调：“‘仁’的外在表现并不是智，而是看起来有点愚”。由此可以推断，在何先生看来，孔子以为“智”虽与“仁”有密切的关系，但“仁”的外在表现不是“智”而是“愚”。我认为这个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 孔子的学说可以“仁学”名之。“仁学”思想之核心在于以“五常”规范人的道德本质。但“五常”在孔子看来非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关系：“仁”为体，其余四常（义、礼、智、信）为用。“仁”是指由血缘亲情推出来的关爱人的真情感。孔子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则此真情感在孔子看来便是人之本体。人的道德本体是内在的，所以孔子既强调：“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又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这两个强调，各有侧重：一个（前者）是说任何人只要愿意顺着自己的道德本体行事，“仁”的实践理性就得以显现，“仁”就由内在的做人之本质转为外在的做人之意义与价值；一个（后者）是说“仁”的内在意义向外在意义的转化，其动力不是来源于外人的督促与帮助，完全取决于个体人自身之自觉的道德实践，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相对于“仁”，“义者，宜也”，“义”是指人的行为合乎“仁”的规范；“礼者，节之准也”（《荀子·致士》），“礼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礼”是指以“仁”约束人的行为，使之不违背做人的准则。“义”与“礼”的不同，仅仅在于“义”内“礼”外：“义”是人主动、积极地求自己的言行合乎“仁”，而“礼”则是人被动、消极地约束自己、使自己在言行上不至于背离“仁”的规范；“智者利仁”（《论语·里仁》），“智”是指人真正了解自己实践“仁”的“利”之所在，即真正懂得人要实现其生存价值根本在于行为要合乎“仁”；“信者，诚也”（许慎《说文解字》第52页，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信是指人与人交际之时真诚待人。真诚待人在儒家看来也就是以“义”待人，所以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强调讲信用要符合义，只有符合义，其所谓信用才行得通，否则，徒有讲信用的空名，其所言所语并不能真正得以实行。“五常”关系，既然如上所论，是体用关系，那么从道理上讲（有“体”就有“用”，有“用”就有“体”，体用不二、体用相即），“仁”一旦发用，作为其体现者就只能是“义、礼、智、信”。既然如此，以为“仁”的表现是“愚”而不是“智”这一见解，就只能是因不了解“五常”之体用关系而造成的误解，殊不知“愚”既与“仁”构不成体用关系，它又怎么能够作为“仁”的外在表现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