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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学”作为某一种学问的代名词，出现在晚清。至少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国学这个概念他们就在使用了。但这还不一定是最早。中国古代的文献载籍里，也有“国学”一词，所指都是国家所立学校的意思，与现代的国学概念迥不相侔。 前不久看到余英时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上的报告，谈大陆的国学热问题，他提出国学的概念是从日本传来的。“国粹”一词来自日本，我的《论国学》里考订甚详。“国学”也是舶来品，则愿意看到更多的证据。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国学是当西学东渐之后，与西学相比较，才有了国学这个概念。这就如同中国文化，先秦两汉唐宋元明以及清的前中期，根本没有中国文化一说，也是在晚清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本土知识人士重新检讨自己的传统，而提出中国文化问题。 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学校的课程设置，应本着“旧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后来梁启超转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的“旧学”、“中学”，和国学的概念非常接近。 1902至1904年梁启超写的《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其最后一节写道:“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粱卷，页120)其将“国学”与“外学”与“新学”相对应，这和将国学与西学相应并立，是同一机杼。 今天探讨国学问题，首先须要别择区分厘清国学的这一品格，即把现代国学的取义和古代的“国学”一名，严格地区分开来。否则便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 二 但早期的学者在使用国学一词时，并未对概念的内涵加以分疏。 直到上世纪20年代，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第一次对国学的内涵作了界定。他说:“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研究国故的方法》)又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这可以看做是胡适给国学下的一个定义。他把国学等同于国故学。 如果这个定义可以成立，则举凡研究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都是国学。但历史文化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未免太庞杂，哲学、法律、宗教、艺术、文学、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礼仪、制度、工艺、服饰等等，都可以囊括在内。对所有这些内容的研究都可以叫做国学吗？胡适的定义，外延过于宽泛，内涵不够确定，所以没有被广为采纳。 后来大家比较一致接受的定义，是把国学和我国的固有学术直接联系在一起。 以此，钱宾四先生《国学概论》之弁言提出:“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两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事，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马一浮先生抗战期间在江西泰和讲国学，开宗明义也标示:“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泰和会语》)这已经是给定的与胡适不同的国学定义了。 相当长时间以来，学界使用的事实上是后一个定义。不难看出，只就这两个定义所涵蕴的范围而言，国学概念的界定，已经经历了内涵收缩的过程。盖一个概念的成立，其涵义不应过宽过泛，否则将造成概念的流失。 职是之故，二十世纪的大儒马一浮，又给出了国学的新的定义。他认为定义国学为固有学术，内涵还失于宽泛笼统，仍然不容易把握，使人不明白是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两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揩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泰和会语》)就是说，在马一浮先生看来，所谓国学，就是“六艺之学”。 “揩定”一词是佛家用语，马先生说:“每下一义，须有法式，谓之揩定。”(《泰和会语》)马一浮提出国学就是“六艺之学”的新的国学定义，态度极为郑重，学理意味也极为深厚。 三 “六艺”亦称“六经”，就是孔子删定的六门学问。 我国学术的源头即在于此，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亦出于此。我们今天讲国学，重要的一点是回归“六经”。 《乐经》不传，但《礼记》中有《乐记》一篇，其内容似尚可为继。其它“五经”的现存文本，虽中经秦火，又不免有汉儒的增窜，很难说与孔子手订旧稿为同一物(孔子所删订主要是诗、书、礼、乐)。但“六艺”文献的原真性质和原典精神，终无可疑。 汉郑康成尝撰有《六艺论》，今已不得其全，唯《经解》郑注尚称典要。孔子解“六艺”，其为教亦有得失之论，认为如理解过于浮面，就会导致《诗》失于愚，《书》失于诬，《乐》失于奢，《易》失于贼，《礼》失于烦，《春秋》失于乱。实际上，这种“六艺”偏失的情况，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解决的办法，是使自己的理解能够深达其义，不可浅尝辄止。 至于“六艺”在国人的精神世界可能发生的作用，《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有如下的概括:“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 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这说的虽然是“六艺”的精神品性，同时也是生之为人所必具的各种修养和品德。 换言之，“温柔敦厚”是人的品性，“疏通知远”是人的学识，“广博易良”是人的和乐，“薭静精微”是人的玄思，“恭俭庄敬”是人的礼敬，“属辞比事”是人的正见。这样就可以使“六艺之教”的濡染结果，变成温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远而不诬、广博易良而不奢、薭静精微而不贼、恭俭庄敬而不烦、属辞比事而不乱(《礼记正义》卷第五十)。 《庄子·天下篇》解“六艺”又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马一浮先生认为上述孔、庄两家对“六艺”的解释，简明而得其宗趣。 马一浮还说:“有六艺之教，斯有六艺之人。故孔子之言是以人说，庄子之言是以道说。《论语》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即六艺之道，人即六艺之人。”(《泰和会语》)从今天的角度言之，我们作为现代人，尽管为各种闻见的知识所包围，可是我们的精神血脉里亦不可没有“六艺之道”。而虽为现代人，又何妨也是受过“六艺”熏陶的“六艺之人”。所谓“六艺之人”，就是人的自性和“六艺之道”融而为一。长期受“六艺”熏陶濡染，可以使“六艺之道”回归人的性自体。因此在马先生看来，“六艺之教”应该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血脉。 马一浮先生是迄今最重视“六艺之学”的现代学者，当然也是将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六艺”揩定为国学的现代学者。 他提倡六艺之学、六艺之教、六艺之道，无异于寻找到一条既连接古今又能够沟通中西的对话途径，此不仅我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构建全球精神伦理的需要。马先生是鉴于对“六艺”精神脉理的研几深微，向国人和世人发出的一种现实的期许。 故所谓国学者，乃是“六艺之学”也，经典之学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