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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点启示 严复对西方个体本位文化的认识，有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一是随着他比较西方各种自由民权理论而不断深化并有所选择，正如黄克武所言：“严复对于天赋自由的批判大约是1902年左右他阅读赫胥黎对卢骚‘民生而自由’的驳斥之后才确立的。”[2](P286，注释60)二是随着他观察西方文明的进程而不断深思并有所取舍，比如他通过“一战”进一步认识西方文明自由贸易、掠夺、殖民与扩张的本质。三是反观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之后的各种迹象，反思西方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实践作用，比如他在1895年的《救亡决论》中，谈的是必须向西方学习格致之学：“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4](P43)然在1920年写给熊纯如的信中，他却又针对辛亥后盲目引进西方政治体制所造成的中国政局混乱，再次引用了“蒸砂”之典：“自靳阁成立，报端日说之事，不是南北统一，便是国民大会、废督、裁兵各等语，其实细而观之，皆成戏论，徒借政客与不用功学生，腾口叫嚣而已。所谓蒸砂作饭，救饥无日者也。”[4](P711)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与阅历的丰富，不断反思自己在包括自由在内的中西文化比较与抉择上的问题，扬弃了许多为一般学人所抱定的新的观念或西方的结论，既不唯西，也不唯中，更不唯己。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得立为死法”[4](P1296)，“惟自历史中求之而已”[4](P1282)。所以在人们尚不了解西方文化之时，他踏踏实实译出《严译世界名著八种》，其数量特别是质量，为今人所莫及；在人们将他推举为“引介西方文化第一人”时，他却开始反思西方文明中“为恶”的一面，寻找包括“尽作禽兽看”的“一战”在内的“恶行”的历史文化根源；在人们把他当成复古的典型，以为他“回归到群体本位文化之中”时，他实际上却过起了“惟有坐视迁流，任其所之而已”[4](P712)的幽闭生活，道出“成毁相因果，贤愚孰判分？立诚斯感物，执象总迷真”[4](P384)的困惑，发出“天意高难问，吾身藐自孤”[4](P399)的悲叹。在一般人看来，一个曾经热烈拥抱西方个人自由的人，却向本土伦理文化回归了；而当他回归到伦理文化本位之后，却又实际上成为一个孤独的人——这就是东西文化剧烈撞击过程中，带给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痛苦而又奇特的遭际，不仅是古未有之，恐怕也是世界少有的。 个人与群，真是东西方文化的千古之谜。(作者：汪 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