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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严复自由观的升华 由于对中国伦理本位的历史文化内涵缺乏深入研究，一些自由主义者们对严复的“己轻群重”深感失望。他们斥严复反本复古，回到封建主义的怀抱；背叛了自由主义，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拉车屁股向后”的人，一个掉队的先行者……但又不得不承认他是那个时代真正“学贯中西”的第一人，“真正立身严正并用理知思考问题”的第一人，“真正能将西方近代典型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i]](P278)为了在这诸多的“第一”和最终的“落伍”之间找到一种大体说得通的“解释”，他们可谓煞费苦心，绞尽了脑汁——却少有人反思这“落伍”的结论是否成立。 伦理本位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已有数千年之久，像一个左撇子习惯了用左手做事一样，中国人在群己问题上，也习惯了用天人合一、三纲六纪的“关系学”来处理、对待。用金岳霖的话说，“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ii]](P17)。这种伦理本位的文化传统，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之中，并形成一种举世无有的庞大文化态势——13亿中国老百姓中，懂得西方个体本位文化的能有几人？在严复那个时代，虽然人口只有4亿，知道西方个体本位文化的，恐怕只有严复等屈指可数的几位。在既没有历史文化资源，又没有现代社会环境的条件下，靠“己重群轻”的提倡，可能救中华民族于个体本位极度扩张的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之水火么？唯有充分利用民族文化资源，依靠“己轻群重”的文化理念，万众一心，才能首先谋得国家与民族的独立——此乃全人类所共同遵循的自由的基本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严复的“己轻群重”，又怎能与“复古”二字相关？ 更何况，当这些学者在“己重群轻”、“己轻群重”、“群己平衡”上纠缠不清时，却大都忽视了“两害相权”这四个字。 伦理本位和个体本位，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且往往长短互见。比如在群己对待这个问题上，中国伦理本位文化，一方面讲究对待，讲究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另一方面则不鼓励个人欲望的扩张，没有外拓意识和发展观。这种内敛的、安于现状的生存态文化，用张东荪的话说，原本自在地生存下去是没有问题的，怎奈却偏偏遇上了西方文化的侵入，于是“没有问题”也就随着西方文化侵入的加剧而日益“问题严重”，直至危机四伏。[[iii]](P431)这些“严重的问题”，在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诸篇中说得很明白。综其要，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人已经富强起来，中国人已经处在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态势；抱残守缺，安步当车，民族前途渺茫；非学西方以自强，不足以救中国于水火。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当年那些真正的保守顽固派们的抱残守缺，以及安于生存态的中国老百姓们的不思进取之“害”了。但读些近代中国史，或可从严复等先觉者当年激愤的言词中，感悟到老大中华民族那种积重难返的“惰性”与“暮气”。 什么事情都怕比较，没有了西方人的“活力”与“朝气”，我们也许不会显得如此不堪。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中的先觉者，严复的第一反映，必然是内检自己国家、民众乃至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对西方文化的优长了解越多，对自身文化的问题也就认知越清，如此形成严复的第一个否定——通过内检式的文化对比，否定中国文化的现状，并深究造成这种现状的历史原因。却绝无否定中国文化之意。何以见得？首先，严复深爱中国文化，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这从他一生的言行以及“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的遗嘱中在在可见。其次，便是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之时，严复也只是主张通过富国强民，自强、自救来改变中国现状，以保证中国文化的穷变通久，绝无我们要走西方人掠夺、殖民、扩张的文化发展之路的意念。最后，他探索中国文化自救之路的过程，自始至终不离中国伦理文化本位。在引介穆勒的自由思想时，他过滤了穆勒自由观念中所包含的“趣味上的独特性”和“行为上的怪僻性”这一类东西，摒弃了他“视个人自由本身为一种目的”的目的论；在传播西方的自由理念时，他从来就把一切有关自由的新观念、新思想置于富国强民的总目标之下，合之则学则用，不合则舍则弃，比如他对卢梭“民生而自由”的扬弃；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崇尚“自由”，甚至急功近利地实行“自由”时，作为引进自由观念的第一人，严复却又发现了西方自由带给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端，特别是“一战”的爆发，更让严复认识到西方“自由”的“恶之花”——其为“害”之惨烈，远较老大中华帝国的“惰性”与“暮气”之“害”更甚。 正是在打通了东西文化、全方位地比较了两种文明的优劣之后，才形成了严复的第二个否定——对于前一个否定的否定之否定，即通过以我为主、放开眼界的文化考察，发现西方文明之弊，并深究其历史文化根源，从而彻底否定中国文化走西方文明之路的可能性选择。却绝无闭关自守、否定西方文化之意。何以见得？首先，遗嘱中他劝勉子孙“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希望他们永远不要固步自封。其次，便是在对西方文明极度失望的情况下，严复没有(也不可能)将西方文化从他的视野、思辨与文化坐标中彻底清除。他骂西方人三百年的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却仍是“回观孔孟之道”，希望“泽被寰区”而已；而不是一如今日西方一些学者和思想家们，一味将普适的自由主义向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中扩张，更不会为了自由而发动侵略战争。这样的文化对待，与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可谓异曲同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严复在探索中国文化自救之路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从西方文化中获益良多。可以说没有西方文化也就没有作为翻译家、学贯中西的思想家的严复。正是在对西方自由的所然和所以然的认识过程中，严复才抓住了“个人与群”这一关键问题，并最终道出“两害相权，己轻群重”这中国式自由的八字箴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八字箴言，不仅不是什么“复古”、“落伍”或“倒退”，反而正是他一生坎坷人生经历、艰辛思辨历程的总结，是他对西方自由观的否定之否定，更是他的自由观的升华——为中华伦理本位文化在东西方文明冲撞时代寻找到的一条大体可行的、穷变通久的自由发展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