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在孔子对《周易》作的《易传》中，对“时中”的概念阐释得比较明晰，《艮》之《彖传》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强调或止或行，或动或静，都要因其时。“时止时行”就是“与时偕行”，也可以理解为与时俱进。“动静不失其时”也就是“时中”。“时中”即“中”而因其“时”，“时”而得其“中”。得其“中”，所谓经也。因其“时”，所谓权也。有经有权，故能变通。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变通趋时，即变化日新。能趋时变通，即是“识时务”也。由此可见，中庸思想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也正是中庸思想的生命力之所在。任何一种东西，都不会因为其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消亡的。相反，那些被认为是最完善的事物，却会因为其拒绝变化和改进而最终走向消亡。 “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原则。前面强调的“尚中”和“时中”，一个重在状态，一个重在过程。孔子特别强调“礼“，“礼”便是中庸思想的规范原则。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朱熹《集注》引谢氏曰：“适，可也。莫，不可也。”也就是“无可无不可”，但必须以礼义为准则。正如孔子所说：“礼乎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礼”的实质在于构建一个社会的道德平台，进而用以维系一定的社会关系。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所以《论语》中反映“中庸”与“礼”的材料比比皆是。比如，“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 “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也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综观这个“理想国”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和”字，所以孔子把“和”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中庸》开篇就提出了“中和”说。据《左传》记载，著名政治家子产临终时告诉他的接班人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评价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所以，在这里，中庸就不仅仅是“尚中”、“时中”和“中正”了，而是一套灵活自如的辩证法了。从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质来看，正是因为“和”的思想，我们才取得了古代文明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和”的思想，中国才能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国，受到世界的尊重。 五、中庸之道为什么容易被曲解 中庸之道以及它所包含的中庸思想常常被曲解。如有的认为，“中庸”思想就是无是非，无爱憎，无立场；有的认为，讲中庸就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有的认为，中庸之道就是妥协之道、投降之道等。中庸之道、中庸思想容易被曲解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人的语言方式 汉语是人类语言中表意最为丰富的语言之一，经过几千年不间断的发展，已经形成浩如烟海的语意集合。这一方面为人们的思想表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信息传递的误码埋下了隐患。一个意思，可以有若干种表达方式，结果可能只会有细微的差别。即使同样字面也会因为断句和语音的轻重、语气的高低、神志的差异、语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表意结果。比如，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极力从孔子的思想中为其维新变法寻找理论依据，所以，他对《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作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从而为自己变法找到了理论依据。这样的例子在对典籍的诠释和训诂中比比皆是。中国汉语的这种发散性和不确定性，造成了语意外延扩大和语意表达的不准确。所以，中庸思想的发展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它从《礼记》中的一篇发展成为“四书”以及后来“十三经”的重要组成部分，注者蜂起，争论不断，莫衷一是，最后相当多的观点都很难称之为中庸本义了。 （二）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 在中国，一般认为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所谓的哲学著作也是社会学著作、政治学著作。所谓的哲学思想也是伦理观念，也是政治观念。这也为人们对中庸思想的正确理解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换句话说，研究者不能很好地理清中庸思想的哲学定位，使之处于“蝙蝠状态”。学习者对中庸思想敬而远之，望而生畏，逐渐也就淡而化之了。这是中庸思想、传统文化在很多地方面临的尴尬。在中国，经典的著作一般都是微言大义的语录体，只讲其然，而不讲其所以然，故而为后世留下诸多谜团和悬案。比如孔子，连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也说：夫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所以在孔子身后，儒家学说一分为八，每一派都有自己的“如是我闻”了。正如庄子所言：“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还有，古代的中国人是不太重视逻辑思维的，重感性而轻理性，重宏观而轻微观，重暗示象征而轻科学论证。就《中庸》而言，对什么是“中”，什么是“庸”，为什么要“中”，为什么要“庸”，作者没有充分论证，颇有点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意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