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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一生学术活动面向极广，他自己讲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为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二为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三为文化建设问题的研讨。”［1］在这三个方面，他均有浩繁丰厚的著述。至今，学界对其哲学体系的主要内容一仍仁智互现，莫衷一是。在此，笔者择取四个方面加以论述，期以此呈现张岱年哲学体系的主干，并期能就教于方家。 一、“一本多级”之物本论 张岱年认为，人类知识分为两大部门：一为哲学，二为实证科学。那么，什么是“哲学”呢？张岱年说：“哲学是一个译名，其西文原意是爱智之意，哲学即追求智慧之学。”［2］什么是“实证科学”呢？所谓“实证科学”，即指通常意义的“科学”，是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为探究对象的学问。因研究对象不同，“实证科学”又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类。进而，张岱年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问，目的在于通过抽象思辨以“阐明”真理，即“凭思以索隐”［3］；科学作为一门学问，目的在于通过实验以“发现”真理，即“恃器以发覆”［4］。或者说，科学之目的在于“发现”前未发现之事实，哲学之目的在于“阐明”已发现事实之最适宜的解释。可见，科学与哲学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均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但它们追求真理的目的却不相同：一为“利用”，一为“明善”。质言之，科学的目的在于提供给人类以生活手段，哲学的目的则在于提供给人类以人生信念。张岱年说： 哲学之职分有二：一显真，二明善。科学之职分亦有二：一求真，二利用。研求真知，此哲学与科学之所同；而一则显真以明善，一则研真以利用，为两者之所异。科学供人以达到目的之途术，哲学则示人以应有何目标，而阐明生活之归趋。［5］ 张岱年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枝节问题”，而是“根本问题”。他说：“哲学之研究，实以探索最根本的问题为能事。”［6］那么，何谓“根本问题”呢？在张岱年，“根本问题分三方面：一、宇宙事物之根本原则，二、人生之根本准则，三、人类认识之根本规律”［7］。在此意义上，“凡关于自然世界、人类生活或人类认识之根本问题之研究，统谓之哲学”［8］。不过，就哲学史来看，哲学家的研究侧重点并不相同，因此，便出现了种种不同的“哲学系统”。张岱年认为，综括地看，哲学史上的“哲学系统”大致可分为五种：第一种是“物本论”或“唯物论”，“以物或实际存在为基本范畴，即谓物为最究竟者，为一切之根本”；第二种是“心本体”或“唯心论”，“以心为基本范畴，即谓心为最究竟者，为一切之根本”；第三种是“理本论”或“理性论”，“以理为基本范畴，即谓理为最究竟者，为一切之根本”；第四种为“生本论”或“生命论”，“以生为基本范畴，即谓生为最究竟者，为一切之根本”；第五种为“实证论”或“经验论”，“以经验或验证为基本范畴，即谓经验为唯一可信者，在经验外之一切皆属虚构”。［9］ 张岱年认为，上述五个系统并非都是“真确的”哲学系统。那么，哪种系统是“真确的”哲学系统呢？他认为，要判断一种系统是否“真确的”，须先确定“真确的”哲学系统的标准。在他看来，“真确的”哲学系统须符合三个标准：第一，“不设立超越的概念范畴”［10］。即，以实际经验为依据确定概念范畴，那些虽可思议但于感觉经验无征的概念范畴排除在外。第二，“不设定虚幻的区别”［11］。即，以人们的共同经验为准设定概念之界限，不采用于经验无征的概念之区别。第三，“不以一偏的概念范畴统赅总全”［12］。即，不以部分特征代替全体之本性，不以部分经验之概念范畴为解释一切经验之根本范畴。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真确的”哲学系统呢？张岱年认为，哲学是以“摹写”客观现实为特征的，由于新事物、新经验不断涌现而没有穷竭，故绝对“真确的”哲学系统将永远是一个“未济”目标。不过，尽管如此，但却存在着一个“最接近”“真确的”哲学系统——“物本论”。他说： 所谓最哲学的哲学，实以界说之不同而不同。是故，与其讲最哲学的哲学，不如讲最真确的哲学，即最合于客观实在的哲学。从基本观点言之，物本论可谓比较接近于最真确的哲学。［13］ 在张岱年，“物本论”即“唯物论”。他说：“唯物二字出于译语，实亦可译为‘物本’，乃更显豁。（哲学学说名称，凡唯字皆可改为本字，唯物论应称物本论，唯心论应称心本论，如此可免许多误解。）。”［14］不过，“物本论”并非指原始唯物论或机械唯物论，而是一种“新唯物论”，即“最高级”的唯物论。张岱年说：“新唯物论，便是此第三级的哲学之发端。”［15］“新唯物论”之“新”，主要在于“不承认旧唯物玄学的所谓本体”［16］，也反对旧唯物论的机械性。那么，什么是张岱年所谓的“物本论”呢？要确定“物本论”，得先确定什么是“物”，然后再确定什么是“物本”。关于“物”，他反对以具体的物为本体，而主张以“自然”即“一般物质”［17］或“最根本的物质存在”［18］为本体。他说：“物即是不藉它而能自己显见者”［19］，而且，“物”是“活泼的，……能自动的……物与动不可分离”［20］。关于“物本”，在张岱年，其含义是指“物质为最基本实在。宇宙实为物质的宇宙，物质实为其它更复杂更精微之存在之基本”［21］。他说： 物本之义是：一，物为心、生、理之本，而无先于物者。二，物的世界即一切，无外于物的世界者，即无离物之存在。三，研究方法应以对物的考察为起点。［22］ 基于“物本论”，张岱年进而提出了“一本多级”、“物原心流”和“大化三极”说。何谓“一本多级”呢？他认为，宇宙分为“物”、“生”、“心”三个基本层次：“物”为“生”、“心”之本，即“一本”；“生”、“心”为“物”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产物”，即“多级”；“生”、“心”既遵循“物”之基本规律，而又有其各自的规律，三者统一于宇宙发展过程之中。他说：“无生之物质为第一级，有生之物质为第二级，有生而又有知之物质为第三级。”［23］何谓“物原心流”呢？在张岱年，上述“三级”有一个基本关系：“物”为“本原”，“生”、“心”乃因物质演化而有，为“支流”，故为“物原心流”。他说：“宇宙演化之大历程是由物质（一般物质），而生物（有生命的物质），而有心物（有心知的有生物质）。因此，物为基本，生命心知为物质演化而有之较高级的形态。”［24］关于“大化三极”，他说：“宇宙大化有三极：一元极，二理极，三至极。”［25］所谓“元极”，是指“最根本的物质存在”［26］；所谓“理极”，指“宇宙大化”的根本原理是“对立而统一”［27］；所谓“至极”，指“最高的价值准则”［28］为“兼和”［29］。很明显，张岱年的“物本论”也就是“辩证唯物论”。 二、“真知三表”之经验论 张岱年认为，知识的原始材料是“原给”。在他看来，所谓“知识”，指基于知觉所形成的理论。他说：“所谓知识者，范围甚广，而可分为二层，即一知觉，二知识。……由知觉而设造符号成立命辞，以推衍为理论，便是知识。知识由知觉扩充而成，而含括知觉。”［30］具体来讲，知识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于外物之知识，二是对于自己之知识，三是对于知识之知识。张岱年认为，常常有人怀疑知识的确定性，其实知识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其来源是确定无疑的。知识所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的根本问题是知识的来源问题，它是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那么，知识从何而来呢？他认为，知识的最初形态是“原给”。所谓“原给”，亦称“今有”，是指“被给予”的东西。张岱年说：“知识中之不可疑者，谓之原给，亦曰今有。原给或今有，即今所现。”［31］不过，“原给”并不是知识的最基本、最小的单位，最基本、最小的单位叫做“感相”。所谓“感相”，是指“耳闻目见等的感觉内容”［32］。通常来讲，“感相”可分为五大类：形色、声音、气味；活动之感、阻碍之感、坚柔之感；注意之感、警觉之感；饥渴之感、好恶之感、满足之感；想象。 这就是说，人是通过“感相”而知道外在事物的，是由感觉材料而认识外在事物的。在张岱年来看，主体之感官是“感相”形成与否的“枢纽”。比如：有张目之感，就常有“形色”之“感相”显现；有闭目之感，则“形色”之“感相”便消失。不过，“感相”的出现虽有赖于感官，但只有感官这个“所待”还不够，它还需要其他的“所待”。也就是说，感官并不是形成“感相”的全部原因。他说：“是故张目乃形色之现起之所待之一部而非起其所待之全体。形色之显现，于张目外，尚有待于其它。形色显现之所待，在心与感官之外者，谓之外在所待，亦可谓之外在根据。此外在所待，实为形色现起之必要条件。”［33］可见，“感相”的形成依赖于两个条件：一为主体，此为“内在所待”，为“能知”；二为客体，此为“外在所待”，为“所知”。也就是说，“能知”与“所知”二者共同作用才会形成“感相”。因此，张岱年说： 如谓此映象纯主体所产生，或此映象乃客体之绝对映象，两者皆误。［34］ 张岱年认为，“感相”由“主观成分”、“客观成分”两种成分构成。所谓“主观成分”，又叫“缘能成分”，是指随“能知”的变化而变化的“感相”成分。比如，如果主体变动自身的位置，那么对客体的“感相”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所谓“客观成分”，又叫“缘所成分”，是不随“能知”的变化而变化的“感相”成分。如，外物的几何形状不会随“能知”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进而，张岱年认为，“客观成分”又可分为“缘境成分”和“缘体成分”两种：所谓“缘境成分”，是指那些因其他“感相”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成分；所谓“缘体成分”，是指不会因为环境变化而发生变化的那些成分，即事物自己所具有的“本来容状”。在张岱年，认识的目的就在于认识“缘体成分”，或者说，知识论的任务就在于从“感相”出发去获得外在事物的“缘体成分”。那么，如何获得“缘体成分”呢？他认为，可以通过“感相”之间的互相比较，排除随“能知”变化而变化的“缘能成分”，进而再排除随其他“感相”变化而变化的“缘境成分”，所剩余的成分就是“缘体成分”。 不过，知识是有“真妄”之别的。在张岱年，所谓“真知”，是指与外在事物之实际情况相符合者；所谓“妄知”，是指与外在事物之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者。那么，如何判断知识之“真妄”呢？张岱年非常欣赏墨家的“三表”思想。《墨子•非命上》曰：“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以此为基础，张岱年提出了其经过改造的“三表法”。他说：“真知三表：一曰自语贯通；二曰与感觉经验之内容相应；三曰依之实践，结果如所预期。简言之，即一言之成理，二持之有故，三行之有成。”［35］也就是说，其一，“真知”必须在逻辑上保持自我一致，不能出现自相矛盾；其二，“真知”必须与感觉经验一致，不能违背多人多次之感觉；其三，“真知”必须与实践效果一致，不能是与实践效果相背者。因此，张岱年说： 三者一致，然后证明其为真知。真知在于认识、经验、实践三者之一致，亦可云在于认识、经验、实践之一贯。［36］ 在上述三者当中，张岱年特别突出了“实践”的地位。他说：“真知三表，会综为一，可谓真知之标准在于认识经验实践一以贯之。”［37］这“一以贯之”之根本在于“实践”是检验知识“真妄”的标准。在张岱年看来，“实践”不仅是知识论的出发点，而且也是检验“真知”的标准。具体来讲，其一，知识的产生与形成是“实践”的产物。他说：“行者知之基，感者知之始……知之基础在实践，在生活，在制约反应。”［38］“有社会而后有知识，知识乃人类在社会活动中产生。”［39］其二，“真知”的检验标准在于“实践”，此即其所谓“行之有成”。他说：“新唯物论之基本出发点，乃是知行之合一，理论与实践之统一。实践是新唯物论之意谓表准、真妄表准。新唯物论厘别问题之真妄，分别概念之有谓无谓，判定理论之正谬，俱以实践为表准。”［40］正因为如此，张岱年把“物本论”、“新唯物论”亦称为“实践哲学”。他说： 新唯物论的知识论之精旨，亦可分三点说：一，从社会与历史以考查知识；二，经验与超验矛盾之解决；三，以实践为真理准衡。［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