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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注伦理本位中的“个体自由”问题，反对个体本位的自由观 由于对西方个体本位的历史文化内涵缺乏深入研究，一些学者将西方文化中的个人自由视为一种至高无上、不容怀疑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理念，并努力证明严复早期所提倡的“自由主义”如何修正了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又如何贴近于柏林的“积极自由主义”、忽视了“消极自由主义”……他们认为严复所反对的，只是西方文化中“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观；而且，似乎没有人对严复反对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提出过什么质疑。 “个人与群”是人类社会的一对基本矛盾，为东西方所共有；但在如何处理个人与群的关系上，不同的文化会有大不相同的对待方式。所以才有了张申府那句至理名言：“自然与人，个人与群，东西思想所由分，人生问题于此尽。”[[i]](P1)大体说来，在西方个体本位文化中，个人与群对立两分，权利与权力界限清晰，二者在对抗与制衡中谋求发展；中国伦理本位文化中，个人与群交织共生，权利与权力弹性渗透，二者在关系调适中谋求共存。 在这样一个关乎不同文化如何处理个人与群的关系的大问题上，严复的态度一向是谨慎而实际的。他从中国伦理文化本位出发，一方面积极向西方异质文化寻求能够增强自身国力、发挥每一个中国人内在潜力的刺激因素，以改变伦理本位文化中过于强调群体至上，忽视个体发展的状况。正如黄克武所看到的：“严复并不就个体来谈自由，而是把自由放在群己密切相关的架构中来思索其意义”[2](P214)；“严复思想中的思想、言论自由是以爱国为前提，换言之，爱国是一个真理，所以人们没有不爱国而从道的自由”[2](P282，注释19)这是严复引介与传播西方个人自由的本土文化大前提。在这一前提之下，严复对西方文化中可能有助于提高中国国民个人素质、能力，增强其活力，以及应对世界格局变化的适应力等诸多文化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比如他介绍穆勒自由观中有关个人独立、自由，以及对自己负责的思想，以提高每一个中国人的国民主体意识和自觉性；引入斯密的经济学说，刺激中国百姓言利富国的积极性，增加他们对西方经济发展一般理念的了解，增强他们经济入世的信心与能力；引进西学、普及新式教育，开民智、兴民德，让每一个中国人了解世界，提高自身素质……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使每一个中国人不仅能为国家发挥各自最大的潜力，同时也享有各自最广泛而得体的自由。一句话，严复的“个人自由”观，不仅是以爱国为前提的，更是打着中国文化传统深刻烙印的——在伦理本位文化中，通过内求诸己而获得群己之间最大的自由；而非西方个体本位文化中，在尽力划清个人与国家、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严格界限的同时，依靠个人的奋斗，努力向外扩张的个人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实际上关注的是伦理本位文化中“个体自由度”的调适问题，而不是个体本位文化中“个人自由权”的扩张问题。所以，严复才将穆勒的《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群己权界”不是“群己平衡”。“权界”，权宜毗连事物的分界，非划清对立物界线后的制衡。《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经者，常也，指至当不移的道理，也就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繁衍的纲常伦理。严复权群己，求自由，心有“经”在，目的在于“反于经而后求其善”，也即为的是中华伦理本位文化的穷变通久，这与将自由视为生命甚至近乎宗教信仰的西方自由观有着天壤之别。他可以向西方学习，却绝不(也不可能)唯西方自由观念而是从。 综上以观，如果说从有关“积极自由主义”、“消极自由主义”，以及“幽暗意识”之类的视角来判断当代中国少数自以为西方化了的个人主义者们的自由思想还有几分靠谱的话，用它们来判断严复以及他所代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自由观，却是无异于严复所谓“悬意虚造，而不详诸人群历史之事实”[4](P340)了。 另一方面，严复则对西方文化中那些旨在扩大个人自由极限的各色自由主义，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有时甚至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文化抵制。比如，他反对卢梭的“民生而自由”思想，质疑他的“国民自治”主张[1]，指出：人类并非生而自由、平等，好比新生婴儿既无自由可言，也不会与成人平等；不从实际出发，一味强调国民自治，“即斯民宜令得享最大自由是已。夫此语为是为非，关乎人道最巨，今不佞且不为定论”[4](P1296)。“所不敢云其语为是为非者，盖鄙意以为，政权乃对待之事……国众有大小之殊，民智有明暗之异，演进程度，国以不同，故于此中，不得立为死法。”[4](P1296)说是“不为定论”，实际上，随着严复对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入，特别是亲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之后，他对于西方个体本位文化中贸易、掠夺、殖民、扩张的“自由”本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中国伦理文化本位也就有了更坚定的维护。他看到：“卢梭所谓自然之境，所谓民居之而常自由常平等者，亦自言其为历史中之所无矣。夫指一社会，考诸前而无有，求诸后而不能，则安用此华胥、乌托邦之政府，而毒天下乎!”[4](P337)他坚定不移地指出：“夫言自由而日趋于放恣，言平等而在在反于事实之发生，此真无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4](P337) 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之弊，随着一战的爆发而日益显露出来。严复不仅在第一时间把握了这一发生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而且，通过“一战”，进一步看清了西方个体本位文化中“为恶”的一面。在《欧战感赋》中他写道： 三年西宇战天骄，海上金银气尽销。 (自注：“只以英计，每日费金钱殆五百万镑，今六七百万镑矣。”) 入水狙攻号潜艇，凌云作斗有飞轺。 壕长地脉应伤断，炮震山根合动摇。 见说伤亡过十万，不堪人种日萧条。[4](P396) 他感叹“世界总归强食弱，群生无奈渴兼饥”[4](P394)；惊诧“谁信百年穷物理，翻成浩劫到人群”[4](P394)；并为自己引进西学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而忧心忡忡：“岂谓图强法，翻成失国因。”[4](P384)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向西方文化中寻求中国富强之路的想法是否正确：“平等复自由，群龙见无首……宁知人道尊，不在强与富。恭惟天生人，岂曰资战斗!何期科学精，转把斯民蹂。君看四年战，兹事那可又。”[4](P409)进而，他不得不改变对西方文明的整体看法：“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4](P403) 严复深知“一战”在欧洲的爆发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侵略扩张的国家行为背后，有着极度扩张个人自由的历史文化传统。比较中国的仁恕文化，他又怎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4](692)从这个意义上看，严复所反对的，绝不仅仅是“遗世独立的‘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2](P248)的所谓“极端个人主义”，而是西方个体本位的自由观本身。所以，严复才郑重地在遗嘱的最后，写下“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4](360)。这里所说的“造孽”，绝不是指“遗世独立的个人主义”或“自私自利”所造的“小孽”，而是指“毁地脉，震山根，伤亡十万，人种萧条”的“人间浩劫”之“大孽”。他最终摒弃了的，是他曾经有过的对西方自由的美好想像和希冀；保留下的，是经过西方文化洗礼后，对西方有限民主与自由两面性的理性认知和价值选择。 综上以观，如果说包括“消极自由主义”和“幽暗意识”在内的文化内检意识对西方纵欲文化还有几分制约作用的话，用它们来批判所谓的“严复的‘积极自由主义’”，进而消弭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家长意志”、“专制主义”，真应了严复常用的那个典故：“蒸砂千载，成饭无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