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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贡举所考试的科目，在英宗以前只考诗、赋、论三题，自神宗熙宁三年（1070）始考时务策，以谘访治道，诏谕举子各指陈时政的得失。当时王安石正推行变法，殿试策即以此为问目，投机者乃曲意迎合，果然得中甲科。司马光亲见其事，乃手记于《日录》中。有云：“时韩维、吕惠卿初考，附会者皆在高等，言直者多在下等。宋敏求、刘攽复考，反之，吴充、陈襄从初考。（叶）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革而新之。初考为三等上，复考为五等中，吴充等奏；从初考。吕公择、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陆佃第五。上擢祖洽为第一，佃知新法，升为第二，均第五。轼退拟进士对策而献之，且言：‘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注：见《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八神宗熙宁三年纪事引《司马光日录》，另参司马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宋刊本）卷二《苏轼拟进士对策录》。） 在《宋史》卷三五四《叶祖洽传》中亦云：“熙宁初，策试进士，祖洽所对，专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苏轼欲黜之，吕惠卿擢为第一。”将政治改革透过科举考试而强化理念，就助长举子为中高科而向当权者投靠，以求宦达，此风实不可长。刘安世曾批评：“人但见策问比之三题似乎有用，不知祖宗立法之初极有深意。且士人得失计较为重，岂敢极言时政阙失，自取黜落，或居下第，必从而和之，是士人初入仕，而上之人已教之党也。倘或为沾激直言之士，未必有益。”[9] 果然如所言：阿谀的人高中状元，赞美新法的也高居前列，而直言反对变更祖宗之法的则全降入第五等。真的是于事无补。到哲宗绍圣元年（1094）三月亲试举人，又引起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史载：“赐毕渐以下及第出身有差。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杨畏复考，专取主熙丰者，故渐为之首。时策问乃中书侍郎李清臣拟进。其略曰：‘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兴而河患滋。……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何有固必焉！’于是国论遂变。清臣与仆射范纯仁议不合，士大夫争陈绍述之策，元祐之人皆相继得罪矣！”[10] 李清臣唱绍述之说，乃拟进此一策题，显然已宣示新的政治动向。举子答策时，或主元祐，或主熙丰，自然主张恢复新法的受到优遇，新旧党争遂越演越烈。降至徽宗崇宁，更变本加厉，北宋之亡，实肇端于此。 宋室南渡以后，君臣痛定思痛，将靖康之难的罪责归之于王安石，指其得罪名教。于是在建炎三年（1129）罢安石配享，宰相赵鼎实主之。士大夫皆反安石新经，转而尊奉二程性理之学及司马光《资治通鉴》，科举之文也稍稍用程颐之说。但到秦桧独相、与金约和之后，又开始反程学，诋之为专门曲说，举子有用二程说者必黜之。每届贡举，秦桧皆荐其亲信为知贡举，桧的姻戚族属应贡举者皆得高中。绍兴二十四年（1154）春，秦桧之孙埙应试，知贡举魏师逊欲以埙为省元，参详官董德元从誊录所中取到编号而知之，竟然很高兴地面对其他考官说：“吾曹可以富贵矣！”其曲意奉承秦桧之丑陋面目，完全展现，士大夫无耻至此已极。殿试的策题是问诸生师友渊源及专门之学，埙对策力攻程氏，有“言正心而心未尝正，言诚意而意未尝诚，言治国平天下而于天下国家曾不经意，顽顿无节，实繁有徒”之句，考官擢为第一，以媚秦桧。及读策唱名赐第，高宗甚以埙的答策全像秦桧平日之言为不悦，乃升第二名张孝祥为状元。考祥虽未攻诋程氏之学，然其出自汤思退门下，且其对策中也出现：“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难，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佑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度俱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这段文字既歌颂高宗，又阿谀秦桧，似亦非有志节高行之士。（注：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卷一六六“三月辛酉条”。另参考不著编入《宋史全文》（元刻本）卷二十一同日之记事，其后又引《大事记》云：“秦桧子熺既为举首，又以其孙埙为举首，……进士榜中悉以其亲党居之，天下为之切齿。”又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学津讨原本）卷六更言“张孝祥为秦桧之馆客”。） 可见在权臣高压之下，读书人不应举则已，若已应举，又思中第，则非谄誉或逢迎权臣不可。幸而次年秦桧死了，形势才有些好转，但先前的十五年，科场的逢迎恶习太严重了。如殿中侍御史汤鹏举所说：“今科举之法名存实亡，或先期以出题目，或临时以取封号，或假名以入试场，或多金以结代笔，故孤寒远方士子不得预高中，而富贵之家子弟，常窃巍科。又况时相预差试官，以通私计。前榜省闱殿试，秦桧门客、孙儿、亲旧得占甲科，而知举、考试官皆得贵显，天下士子归怨国家。”[11] (绍兴二十六年正大辛亥年) 秦桧不仅操控朝臣之任免升黜，也掌握着新进士子的前途，皇帝竟成了傀儡。掌贡院者迎合大臣，出题目时常借用经传之言，以谀佞权相，如论伊尹、周公，则以时宰可媲美，全不究历代治乱兴亡，是以后生晚学皆不读史。士风败坏，仁义沦道德丧，以至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