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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早期儒学的精髓 上已言及，子游、子思、孟子一系所代表的弘道派是早期儒家的嫡系与中坚，下面我们重点来考察一下弘道派的思想纲领。弘道派的主要思想纲领有三：一为“大同”说的社会理想；二为“禅让”（或曰“擅让”）说的政治思想；三为贵“情”的人生哲学。 1、“大同”说。 “大同”说见于《礼记·礼运篇》中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孔子对子游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宋儒关于“大同”说曾有过一番讨论。南宋经学家胡安国著《春秋传》，屡引《礼记·礼运篇》“天下为公”，认为孔子作《春秋》有意于“天下为公”之世。吕祖谦写信给朱熹表示不同意见，认为《礼运篇》中讲“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论”，“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吕东莱文集》卷三《与朱侍讲元晦》）从这些话中不仅看出吕祖谦缺乏见识，而且连最基本的东西都弄错了，因为《礼运篇》并未以尧舜时代为“小康”，而是将尧、舜时代归为“大同”、将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归为“小康”的。以今日观之，禹夏时代是私有制的国家产生之时，这是一个重要的分界，此前的“大同”之世是原始公产制的时代，以“天下为公”为准则，所以“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这曾是一段历史，先秦诸子多不怀疑这段历史。吕祖谦见到老子 、墨子称述这段历史的话，便认为《礼运篇》的“大同”思想是“老聃、墨氏之论”。到底还是朱熹多些见识，他在回信中指出，《礼运篇》以五帝之世为“大道之行”，三代以下为“小康”之世，是不错的；并认为“小康”之世像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那样的“大贤”就可以达到，而“大同”之世则需要有更大政治智慧的“圣人”如尧、舜才能达到。朱子虽有此见识，但并未认为“大同”说即是儒学“道统”的内容。 2、“禅让”说（附“汤革武命”说）。康有为曾揭示“禅让”的意义说：“公天下者莫如尧舜，选贤能以禅让，太平大同之民主也。”（《孟子微·总论》）“孔子最尊禅让，故特托尧舜。”（《康南海先生口说·孔子改制二》）“禅让”说是以尧舜禅让为模式的政治权力转移的主张，《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唐虞之道》即是阐明其意义的理论文章。“唐虞”即指唐尧、虞舜，儒家“祖述尧舜”，主要即在弘扬尧舜“天下为公”的政治品德。《唐虞之道》开篇即说：“唐虞之道，（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禅让”说在孟子那里有进一步的解释。孟子说舜有天下是“天与之，人与之”，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则“天”只是虚悬一格，归根到底是“民与之”。“与”即是大同说的“选贤与能”之“与”，其繁体字形作“与”，与“举”字形、音、义皆相近，以“与”、“举”解之皆可通。就是说君主的权力是民众给与的，民众本有选举君主的权力。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带有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 另一方面，儒家又盛称“汤武革命”，认为君主若“德不称位”，甚至残虐臣民，臣民有革命的权利。孟子和荀子都有这样的看法。 3、贵“情”说。《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有一套相当完整精致的心性理论。《性自命出》指出人类有“自由意志”，这是与天地间所有生物不同的特点：“凡人虽有性，心无奠志。”这种“自由意志”又有其特点：“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 人的个性在形成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外物引诱、内心嗜好、时势引导，传习沿袭、友朋样榜、道义激励等等，因此个性的形成也就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然而人是一种群体生活的动物，在群体生活中，要做到共存共生，人类社会便需要一些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即儒家所说的“道”和“礼”，但怎样的“道”和“礼”才是最符合人性，最能使人心悦诚服的呢？由此《性自命出》提出了它的心性理论的核心思想，即贵“情”的思想。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说的： （1）“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2）“礼作于情。” （3）“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 （4）“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 （5） “信，情之方也。情出于性。” （6）“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 （7）“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有情者也。” 在《性自明出》的作者看来，合乎情的“道”和“礼”即是群体的价值取向，这也便是教育的内容，而教育可以引导个性的健康发展，由自然的可能性走向必然的合理性。社会政治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是人们所乐于接受的。以“人情”为基础，即使做错了什么事，也会得到大家的原谅；不以“人情”为基础，即使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业，人们也不会觉得可贵。总之，不能离开“人情”而谈社会政治的“道”和“礼”。“情”成了衡量善恶是非的尺度。这种思想与后来从汉儒到理学的“性善情恶”观念完全相反。 由上所述，我认为以孔子、子 游、子思、孟子为代表的儒学之“道”，主要是就上述“大同”说、“禅让”说、贵“情”说而言的。“大同”说反映了他们的社会理想， “禅让”说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思想，而贵“情”说则表达了他们的人生哲学。这三个方面可以视为孔孟儒学的真正“道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