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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引申——通过引申已有相近术语的含义进行翻译。在译介引入外来哲学术语时，在缺乏匹配的术语而无法直译的情况下，往往可以借助意义大体一致的中国本土术语通过意义的引申来翻译外来术语。在此，引申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译后中国原有术语的外延发生了变化，这可叫做“明引申”。“明引申”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翻译之后原有的中国本土术语的外延扩大了。比如，“宗教”一词本来最早出现于中国佛教。在禅宗要典《五灯会元》中，“宗教”作为一个独立的词先后出现过十来次。[21]但它最初的含义原指“自证为宗”、“化他为教”，此“宗教”乃主要指“教化”之义。后来，日本人使用“宗教”来翻译religion，religion泛指所有的宗教信仰。很明显，这个翻译使得汉语术语“宗教”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另如，“社会”一词在中国本土学术中原指祭祀土神或者土地神的集会，而society则指由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显而易见，以“社会”翻译society使“社会”一词的含义扩大了。“明引申”的另一种情况是翻译之后外来哲学术语的外延缩小了。比如，“革命”在中国古典学术中其本义指“革除天命”，泛指改朝换代。如《易经》有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22]Revolution在西方的含义则略有不同，它既指确立某种全新的、没有前例的东西的行动，同时，也包含着周期性的循环而向某个先前状态的回复的含义。因此，以“革命”译revolution，revolution在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外延就缩小了。另外一种引申可称为“暗引申”，是指原有的中国词语在外来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自身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比如，“话语”一词在汉语中本指“语句”之意，并非一个专门的哲学术语。后来学者以它译介discourse。Discourse在后现代哲学中是一个重要术语，它不同于“语言”：语言是纯形式的，而discourse则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是体现在语言中的意识形态。此译后的“话语”在内容上显然发生了引申。再如，“心”、“性”是中国古典学术中本有的词汇，但由于外来学术的影响，其本有的含义渐渐被赋予以新的意义。冯友兰说：“孟子所说的‘心’、‘性’，都是心理的，不是形上学的。沿着道生的理论所提示的路线，给予心、性以形上学的解释，就达到了新儒家。‘宇宙的心’的观念，是印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23]传统意义上的术语“心”和“性”的含义由于佛学思想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 其四，借用——通过改变已有术语的含义进行翻译。另有一种情况就是借用。所谓“借用”，是指在中国本有术语与所译介引入的外来哲学术语在词义上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情况下，通过对中国本土术语附加新的含义的方法来译介引入外来哲学术语。比如以“封建”译介feudal就属于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中，feudal society是指处于奴隶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前的一种社会形态，而中国本土术语“封建”是“封国建藩”的简称，指帝王以土地、人民、爵位、名号等赐人而使之建国于封定之区域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秦朝实行“郡县制”后就灭亡了。显然，“封建”与feudal的意思是大相径庭的，而这大相径庭的含义是后来通过借用派生出来的。如，以“经济”译介economy也是这种情形。“经济”在中国古典学术中的意义是“经世济民”、“经邦治国”的意思。古人曾云：“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24]因此，中国近代在翻译economy的时候，曾经用过“富国学”、“富国策”[25]、“平准学”和“计学”[26]等术语。然而，日本人使用了“经济”一词来翻译economy，后来被孙中山等人接受，且慢慢地“约定俗成”在中国哲学术语系统中固定了下来。再如，以“民主”一词译介democracy也属于此种情况。“民主”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民之主”之义，指的是统治人民的国君、皇帝等人；而democracy的含义则完全相反，它意指“人民主权”，是“人民的统治”和“人民的权力”之义。显而易见，以“民主”翻译democracy，“民主”一词在含义上也发生了重大转向。可见，“封建”也好，“经济”也罢，用中国本土旧词来翻译外来术语，实只是借用了中国旧词的词形，其新的意义主要是派生出来的。 其五，造词——通过创造新的术语进行翻译。比较特别的一种形式是通过造汉语新词来译介引入外来哲学术语。比如，近代曾以“理学”、“性理学”和“形上学”来翻译philosophy，以“形而上学”翻译metaphysics。这些都属于造汉字新词来译介引入新术语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理”、“性理”和“形上”诸词是中国古典学术中的旧词，但“理学”、“性理学”、“形上学”和“形而上学”等则是创造出来的新术语。对于philosophy的翻译，后来日本近代哲学家西周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其含义上更为贴切，而且“哲学”这个词也带有古汉语的韵味。所以，西周的翻译传到中国以后很快就被学界接受并继承下来。西周还以“科学”来翻译science，这一翻译在中国哲学中也保留了下来。汉语“美学”一词是另一位日本哲学家中江肇民（1847-1901年）所创。19世纪末，日本学者开始以“本体论”译介ontology，后来传到中国也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像这样通过创造新术语来译介引入外来哲学术语的情况还很多，比如“唯物”（material）、“唯心”(ideal)、“物质”(substance)、“意识”(consciousness)、“实体”（entity）、“实在”（reality）、“抽象”(abstract)、“客观”(objective)、“主观”(subjective)、“否定”(denial)、“人格”（personality）、“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等等。 通过造汉语新词来译介引入外来哲学术语的形式与前几种形式都不同。在前几种形式中，不管它们是表面相应的“格义”，或匹配一致的“直译”，还是意义的“引申”，或含义的“借用”，它们都采用了中国本土旧词之现成形式。然而，由于中外哲学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总有一些外来哲学术语难于找到匹配对应的中国哲学旧词。在这种情形下，就只好用汉字创造新词来翻译外来哲学术语。当然，这种创造并不是任意胡为的，而是遵循汉字固有的造词法进行的。相比较而言，造汉语新词这种方式与其他几种形式之区别很类似于冯友兰之“瓶酒关系”之喻。冯友兰认为，“西洋学说之初东来，中国人如康有为之徒，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以旧瓶装此绝新之酒。然旧瓶范围之扩张，已达极点，新酒又至多至新，故终为所撑破。”[27]这段话可引申为：在外来哲学术语的译介引入过程中，当旧有本土术语够用之时，可依傍本土术语来翻译，此为“旧瓶装新酒”。然而，外来术语不断涌入，旧有本土术语“故终为所撑破”，于是不得不造新词以应对了，此则为“新瓶装新酒”。无疑，“新瓶装新酒”更能丰富中国哲学的术语系统。 三 从胡适、冯友兰等人建立中国哲学学科算起，至今已接近一个世纪了。伴随着这门学科的建立，除了对中国本土术语的直接承继之外，大量的外来哲学术语被译介引入进来。而且，随着这些术语与中国本土固有术语的不断融合，其中有些术语已深入到中国哲学当中，成为了中国哲学“已有”的术语。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外来哲学术语还在不断地加入到中国哲学术语系统当中。王国维说：“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于是有晋、唐时代大量印度佛教术语之输入，大大丰富了中国术语；时至现代，“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于是又有今之新术语的涌进。[28]王国维的此番论定，不仅肯定了外来术语对中国术语系统的丰富作用，而且也肯定了这些术语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推进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