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得在试室内随意走动、不得交头接耳、不得大声喧哗”，如今不管是什么层次的考试，都把以上几条作为最基本的要求；至于说事关前途的中考、高考、考研、考公务员，更是要严肃考场纪律。科举取士时代，考试是读书人的头等大事，考场纪律之严可想而知。因为科场舞弊丢了官帽的达官贵人不在少数，更有掉了脑袋的。但在严格的纪律下，考场内也有着不少让今人意想不到的“宽松”之处。 徐一士曾记，其兄龢佛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开封会试，考到第二场，突然听到有人连声大喊“了不得”，原来这位老兄是瘾君子，却忘了带烟膏。大家都很仗义，帮忙问遍同一个号的考生，只有两三个和他有共同嗜好的，带的也不多，每人分出一点，还是不够；而且犯瘾者是高干子弟，平时抽的都是高档货，大家凑出来的，他还看不上眼。于是又有人提议，干脆请这一号的号官（管理员）来想想办法。号官听了欣然允诺，不知从哪里弄了二两上等货来。犯瘾的老兄当然道谢不已。号官也热心巴结：但愿今科高中，将来多多照应。 考场上可串门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是考第二场，有同号的两位还讨论起了头一场的题目，一位号军（负责在考场内服役）曾是科场常客，听他们谈得上瘾，也积极参与进来，还说得头头是道。这就好比有人在考数学时，对起了语文科的答案，连工作人员都扯了进来。 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进士，进考场后突然得了疟疾，手都在哆嗦，哪里还能提笔答卷？考到一半，同号的宜兴举子徐家杰去他的考舍“串门”，李鸿章叹息——这一科是没戏了。徐家杰就问他，你做了几篇文字了？李说誊清了一篇，还有两篇草稿是做完了，但没力修改誊写了。徐说不怕，我帮你誊了交上去试试。没想到，李居然中了。以二甲三十六名入翰林，后来一路高升、位极人臣。徐家杰那科也中了，不过一辈子只当个县令。 李对徐一直感恩戴德。徐家杰次子徐致靖后来官居内阁侍读学士，受其子湖南学政徐仁铸之托，上书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力主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后，慈禧拟定七人“斩立决”，头一个就是徐致靖，差点成为“戊戌七君子”。李鸿章竭力援救，觉得自己不便出面，特地拜托荣禄在慈禧面前说情，徐致靖才被改判“无期”，捡回了一条命。 居然误中会元 南通张謇是清末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恩科状元，中举之前，曾跟随淮军将领吴长庆平定朝鲜大院君之变，名气很大。但早年科场运气不佳，乡试被刷了五次，会试也被刷了四次。光绪十八年（1892年）会试主考是翁同龢，一心想让张謇中会元。会试试卷要经过抄手誊写，看不出字迹来，只能靠“暗中摸索”。翁同龢公然嘱咐所有考官，只要是江苏的卷子，一定要认真评阅，把张謇的试卷给找出来。不过考官们还是走宝了，拿到一份江苏的卷子，里面有句话是“历箕子之封”，传说箕子被周武王封于朝鲜，张謇是到过朝鲜的，以为就是了，没想到发榜一看，是常州刘可毅，张謇的卷子却被刷掉了。 这还不是头一次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会试，主考潘祖荫也是一心要让张謇中会元，结果中的是无锡孙叔和；光绪十六年（1890年）会试，又是阴差阳错，会元是无锡陶世风。为了一个张謇，江苏的举子接连拿下三科的会元，三位被“误中”的，算是有幸。也有不幸的。刘可毅的大名在题名录里被写成“刘可杀”（“殺”与“毅”形近），后被义和团处死。 会试主考官满场找名士卷子，足见“一篇文章定终身”之说不可信。至于说金殿对策、钦点状元，由于不誊录，人和卷子很容易对上号，更不是看谁的文章写得好。除非皇帝另有想法，很大程度上要看试卷到了谁的手里。 殿试读卷大臣八人，他们推荐的前十本试卷里，一般谁的座次靠前，谁推荐的人也排在前面。甲午恩科（1894年）的殿试读卷大臣由张之万领衔，翁同龢排第四（翁的日记说他排第三），翁却力荐张謇为状元，翁某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另有三位大臣也附和他的意见，张之万也没办法，只好让他推荐的人屈居探花。 按照殿试的规矩，对策完毕，交给收卷官送给读卷大臣看。张謇殿试时，漏了一个字没补，就交卷出去了。收卷官黄某和他是旧相识，扫了一眼，哎哟，漏字了，就替他补上了。卷中有一句中有“恩”字，按规定要另起一行抬两格，张謇只抬了一格，黄某在“恩”字上面加了个“圣”字，就搞掂了。黄某知道翁同龢一向器重张謇，补完后直接送到翁的手里。另一位收卷官和榜眼尹铭绶、探花郑沅有交情，郑的卷子交给了张之万，尹的卷子交给了读卷大臣中排名第二的麟书。如果不是翁力挺张謇，状元理应是郑沅。 （据《凌霄一士随笔》、《蜷庐随笔》、张謇传记 曹苏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