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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上山下乡”，苦闷一词最贴切 1972年，高考招生工作恢复，但这一次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取消文化考试，从此，没有任何考试的推荐选拔制度开始正式实行，这种制度招来的工农兵学生，素质普遍不高，有的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以陈平原的家庭背景，是绝不可能上大学的。未来没有出路，年轻气盛的陈平原曾说过一句让父母伤心不已的话：没想到我们兄弟三人会屈死在这个山村！ 陈平原选择了回乡插队，但事实上，他能选择的只是下乡的地点，而不是下乡的命运。在父老乡亲身边，年轻瘦弱的他第一次拿起锄头当农民。在陈平原看来，知青们精神压抑造成的痛苦，远远超过了物质匮乏，回忆起那段历史，陈平原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苦闷。 多年后，有一次跟学生谈起乡下生活，他们很高兴，说那多好啊，不用上课，整天在田里跑来跑去，呼吸新鲜空气，还锻炼身体。我只有苦笑，他们很难理解我们当年的苦闷。 对于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来说，最痛苦的，就是不能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家乡的习俗是，有脚走四方，父亲去台湾，祖父走南洋，都是自己的选择。可到了我们这一代，连自由走动的权利都没有。一个人被禁锢在一个小地方，不是因为能力，也不是缺乏文化或金钱，而是政策上不允许。 村里有一个女孩子，到广州给人家当保姆，我们都很羡慕。要是北京可以自由打工，我肯定来。那个年代，没有介绍信，不能随意外出。潮汕地区没有铁路，外出只能靠公路，我当时的愿望就是搭生产队的拖拉机，到广州去看看。 我在乡下总共呆了八年，抗日战争也是八年。我们家已经在村里分了地，并请人帮忙盖起了房子。对我来说，下乡不是度假，也不是挂职当村官，而是扎根农村干革命。我们那一代知青，很多人喜欢文学，一是因为个人心境，苦闷需要宣泄；二是有些人确实有才华；第三个很重要，潜意识里，希望靠写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唯一不考虑家庭成分，可以凭个人努力，被调进城里（包括军区）的，除了文艺表演，就是文学创作。受此潮流影响，我开始努力写诗、写小说、写剧本，发表在当地的报刊上。县文化馆长表示认可，希望找机会调我进去。后来上大学，发现好多人有类似的经历。 当时大学招生实施的是“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许多人对这个十六字方针十分不满，1977年8月，邓小平复出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他后来还强调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 第一次听说恢复高考，大概是在1977年9月、10月间。“文化大革命”中，舆论是高度控制的，我们只能看报纸。读了《人民日报》，才知道今天又有谁被打倒了。生活在粤东的小山村，中南海的风雨我根本不懂，各种真真假假的谣言，我也懒得分辨。刚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不太相信的，因为此前也有“考试”，但决定性因素还是“推荐”。对这次改革，我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