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创设于隋文帝初年,始称国子寺,隋炀帝时改称国子监。国子监的教育行政职能一直保留延续到清代学部成立以前。不过到了明清两代,国子监常与国学、太学相混称,既保留国子监的教育行政职能,又是全国的最高学府。现在北京国子监的二门上仍悬挂“太学”匾额。清代以前,国子监隶属礼部,清代则由皇帝直接过问,国子监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了。 国子监地位的提高,说明了清代统治者对国子监的重视。顺治九年(1652年)清世祖福临亲自视察国子监,以后历代相沿,成为定制,称为“临雍讲学”;康熙年间,清圣祖玄烨为国子监题写“彝伦堂”匾额,并重修国子监;雍正九年(1731年)清世宗胤 批准祭酒孙嘉淦的请求,将国子监南面方家胡同的142间官房拨给国子监,成为“南学”,大门悬挂“钦赐学舍”的匾额;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高宗弘历亲自命礼部、工部仿《礼经》旧制,在国子监彝伦堂南面建造辟雍,又在辟雍南面为“向学重教”专门建造一座毫无宗教色彩的琉璃牌坊。乾隆五十年(1785年)高宗亲临辟雍,举行了隆重盛大的讲学典礼,其临雍之仪、讲学之礼又历代相沿,成为定制。不仅如此,顺治皇帝还为国子监开列教条教规;康熙皇帝亦为官学作《御制学校论》;雍正皇帝修正《圣谕广训》;乾隆皇帝的《训饬太学士子及司训等官》恭刊在南学的率性堂中。国子监彝伦堂内恭悬六位皇帝对国子监的六道敕谕。 应该说重视官学教育是我国古代的传统,只是历朝的教育思想有所不同。如汉武帝时,“置明师”“兴太学”,培养人才,推行教化,“教化行而习俗美”;唐太宗时,为适应加强统一和专制的需要,“重振儒术,兼容佛道”,“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明太祖在给中书省的命令中写道:“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清政府对官学的重视如前所述。那么清代统治者的教育思想是什么呢? 顺治皇帝在他为国子监开列的教条教规中,明确颁布了清代的教育政策:“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设祭酒、司业及厅堂等官以教之,各衙门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康熙皇帝在他的《训饬士子文》中不惜笔墨,谆谆告诫说:“朕用嘉惠尔等,故不禁反复拳拳,兹训表颁到尔等,务共体朕心,恪守明训。”雍正皇帝的话更是坦率真挚:“读书乡荐之人,异日俱可做朕股肱耳目,是以朕心待之,实有一体联属之意,爱养培护。”一国之君,把读书之人当股肱耳目一般爱养培护,其目的正是为了“异日俱可做朕股肱耳目”。这是清代统治者所以重视官学及办学之宗旨的最好注解。 国子监在清朝皇帝的直接过问及重视下,正规而严格,系统而完备。国子监内建有四厅六堂,即:绳愆厅、博士厅、典薄厅、典籍厅;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四厅是国子监职官办公的地方,六堂是学生上课的地方。国子监的职官设置为: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薄、典籍等。祭酒、司业总理学校事物;监丞、典薄、典籍为管理人员;博士、助教、学正、学录为教师。国子监的学生学习期限一般为3年,学习课程有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等,同时每日练习楷书600字以上。国子监学生的待遇也很丰厚:监内肄业生每人每月得膏火银二两五钱;每年的11月、12月得煤炭银五钱;衣服、被盖、文具等由政府供给;婚娶、奔丧、生病等有假期和补助;每逢大课——即每月15日的考试,则“官给膳食”“发银二钱”,逢年过节或参加重大活动亦有赏钱。如乾隆皇帝临雍讲学后,“赐群臣宴于礼部”“赏二进讲大学士暨祭酒、司业锻匹各二;监丞、助教等官锻匹各一;肄业暨观礼诸生赐白银如制”。此例亦成为定制,嘉庆、道光皇帝临雍讲学,都“赐宴恩赉如定制”。国子监学生毕业后可直接授官,也可参加科举。 纵观国子监发展的轨迹,不难看出,处于封建王朝末期的清王朝,为挽救其逐渐衰亡的命运,不断加强思想文化专制,表现在官学教育上,他们只是重视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约束和控制,以为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而对办学的投入、教学的管理等等,却并不重视,尤其忽视对学生真才实学的培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