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纪后期，中国的近代商业教育已经开始萌芽，主要表现为商业社会教育，而且是以买办等新式商人所受的商务英语教育和在商业革命中所受的社会教育为主要内容。 近代上海的买办群体 买办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商人。著名经济史学家丁日初先生在《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一书中指出：“随着我国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关系的逐年加强，产生了我国第一批从事对外贸易的买办商业，这是最初的民族资本商业，这一批买办就是中国第一代新式商人。” 上海在1843年开埠后，逐渐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由洋商开办的洋行在上海迅速发展。这些洋商初来上海，遇到了诸如语言不通、经济情况不明、商业习惯不同、中国度量衡与货币制度极其复杂等诸多问题，阻碍了对华贸易，于是各洋行纷纷雇佣买办作为中西贸易之媒介。买办们“别成一业”，逐渐形成买办群体。根据乡土来源的不同，这些买办可分为广东籍和江浙籍两大部分。广东籍买办是上海开埠初期买办主流。郝延平在《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一书中指出：“由于洋行在新辟口岸建立新的分支机构，广东买办像食客一样跟随外商到各口岸去。”迄19世纪70年代，上海洋行买办“半皆粤人为之”。但是到后来，广东籍买办的优势地位在通商口岸逐渐受到江浙籍买办的挑战。20世纪初，江浙买办已经取代广东买办成为上海买办群体的主流。 在商业革命中接受新式商业教育买办作为中外商业媒介，经常与外国人接触，通晓英语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为适应这种需求，1860年代后，沪上陆续涌现出各种商业英语培训和教育机构。根据熊月之先生的统计，1870—1880年代上海出现的这类“英语文字之馆”共有36所之多。这些机构的开设主要是适应近代上海日益增长的中外商业往来需要，能够胜任“海关之事，或领衙门中事，或各洋行事务”。 尽管这类机构很多是非正规的，还远不能提供系统、专业化的商业知识与技能，但它们毕竟是为适应新式商人的需要而建立的；同近代以前的那种学徒式商业教育相比，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它都具有鲜明的近代性特征。 19世纪后期，正规的近代商业学校教育正处在酝酿之中。以买办为代表的近代新式商人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一些近代商业知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新式商业技能的获得，主要是在经商的具体实践中进行的。然而，19世纪后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郝延平在《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一书中指出，在中国的沿海地区，至晚从19世纪起，尤其是从1820—1880年代，一场以“中西商业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商业革命正处在不断形成和发展之中。19世纪中国同西方的经济接触，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导致了不同于传统商业活动的广泛深刻的商业革命的发生。买办等商人通过在洋行的活动，在这场商业革命的实践中受到了深刻的洗礼。 洋行是近代资本主义商业企业，代表着近代商业企业的发展方向。买办受洋行雇佣，他们为洋行服务的商业实践过程，也是接受近代新式商业教育的过程。首先，他们看到近代企业的利益和前途，最早具备了投资近代企业的开放视野。其次，他们学习到了近代商业资本组织的新模式。来华的洋行多采用有限公司的股份制形式，这一新事物很快被买办和华商吸收和借鉴。到 1880年代“中法战争”之前，华商掀起了投资股份制公司的第一次高潮。买办在轮船运输、煤矿、棉纺织、机器制造等近代企业里的投资额都占有相当的比重。再次，洋行奉行资本主义的竞争精神，这深深教育了华商，增强了他们进行“商战”的竞争意识。 总之，在商业革命的实践中，买办等近代新式商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商业社会教育。这正如一个曾在上海经商的美国商人于1878年发表的《买办人物》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外国人同中国人这种交往的结果并不是完全有利于外国人的。中国人学会了外国人无形中教给他的生意经，并且学得很好。他是一个比他的导师更强的对手。” 买办教育：博蝇利而自足19世纪后期在条约口岸产生的商务英语教育，买办等新式商人在商业革命中所受的社会教育，标志着中国近代商业教育的萌芽。这种商业教育，是20世纪初在“清末新政”中产生的正规商业学校教育的一种过渡形态，因而存在明显的局限。在商业革命中，新式商人中很多人当过买办，从外商那里学到了一些资本主义商业的先进经验，但是他们绝大多数不得要领，仅仅“袭其皮毛”而已。近代商业的复杂性，需要经过系统训练的专业商业人才，仅依靠实践的熏陶是无法应对中国商业近代化的使命与挑战的。另外，买办虽然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近代新式商人，以其“财富和专门知识”较早地投身于经济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但在混乱无序、漫无法制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他们往往唯利是图，投机成风，缺少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徐鼎新在《近代企业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一书中指出，“孜孜然博蝇利而自足，既无规模组织，更茫然于‘商战’之形势”，这正是对当时多数商人形象的真实刻画。中国商业的近代化，不仅需要广大商人具有开放的商业视野、先进的商业智能，更需要增强团体凝聚力的商业道德。 常国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