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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家》奠定了巴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意味着中国的新文学作家开始学会把先锋意识与“五四”精神，通过通俗的方式传播到大众当中去。换言之，是巴金为新文学培养了第一批市民读者，巴金的小说开始使新文学走向社会，也就是使“五四”新文学得到了普及和张扬。这才是巴金在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今天讲的是把一个作家放到中国这一百年的现代文学史中，考察他为这一百年的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经验。这样一个考察范畴，不仅涉及巴金本人的创作，还涉及他的文学活动、人格、写作以及他的人生道路跟我们这一百年来的文学有什么关系。 我写过一篇探讨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论文——《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有一篇论文叫《巴金与西欧恐怖主义》。巴金早年见过恐怖主义，他也写过很多恐怖主义的人物。所以，巴金给我印象是，他不是一个整天在书斋里编故事的作家，他是一个充满了活力和热情，希望改变中国命运的人。他很早就受到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然后又积极投身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当中去。 1927年，巴金23岁，家里送他去法国学经济，结果他去了以后只在语言学校学习了半年法语，他家里知道后就停止给他寄钱。那个时候巴金非常失望，他又要养病，只好从巴黎搬到了一个小镇上，在那儿一面补习法语，一面研究无政府主义。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发生了一件事，美国政府抓了两个意大利的移民，这两个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在美国搞工人运动。当时大家觉得，大概这两个人是不至于被判死刑的。没想到两个月后，美国政府还是把这两个人杀掉了，并且用的是残忍的电刑。这件事情对巴金的刺激非常大，他在书里写到，他知道这件事的那天，一整天坐在家里写信倾吐自己内心世界的痛苦，他脑子里还出现了那两个工人被电死的场面。于是他把他想到的都写下来，慢慢就写成了一部中篇小说，这本小说就是巴金的处女作——《灭亡》。这本小说是一个典型的鲁迅式的启蒙小说，写于1927年，写完之后巴金就把小说印出来寄回国。这本书在偶然的机会下恰好被上海开明书店的编辑叶圣陶先生看到。当时叶先生正在编《小说月报》，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没有征求巴金的意见就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了，连载是从1929年的1月到4月。1929年的中国是什么时代？正是白色恐怖的时代。巴金在书里写出的痛苦、绝望，他对社会的诅咒，完全契合了当时中国屠杀革命者的环境，所以这部小说一下子就流行起来了。 巴金在1928年年底回国，回国后才知道“巴金”已经很有名了，但是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到高兴。因为他本来追求的是实践无政府主义，可是当他回国以后发现他所信仰的理想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无政府主义组织在那个时代本来影响很大，到了1927年国民党镇压革命以后无政府主义组织就瓦解了。巴金回国以后发现他的理想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一个满腔热情希望改变社会的社会活动家、一个青年民主战士，回到中国这么一个沉默的白色恐怖的社会环境里，他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这个时候他非常绝望，巴金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这种政治欲望、这种强烈的激情实现不了的时候，慢慢就转化为一种艺术想象力，促使他写出一篇又一篇的小说。结果在短短三四年里他在文坛上的影响就非常大，就像我们现在的畅销作家。可是，这种畅销对巴金来说又非常痛苦，因为他本来希望自己能够从事社会运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是一个矛盾的悖论。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巴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当中他处于什么地位？“五四”新文学运动本来是知识分子的精英运动，一个大学——北京大学，一份杂志——《新青年》。鲁迅当时是新文学运动的主帅，可是当年鲁迅自己也感觉到，新文学运动的改革基本上只限于精英层次，他的小说都发表在《语丝》《创造》《文学研究》等杂志上，这些杂志基本上都是他们几个朋友自己办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大学生，而社会上看的东西还是鸳鸯蝴蝶派。到了二十年代的时候，新文学作家发现如果作品写出来只给自己看，终归是普及不到大众的，对群众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觉得一定要走向通俗、走向大众。在这个过程中，巴金取得了成功，他的小说内容全是先锋意识的东西，可是他获得了大众读者。特别是巴金的《家》，《家》最早发表在上海的《时报》上，这个报纸原来主要发表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时报》的一个编辑看到巴金那么有名就向他约稿，巴金从来没写过连载小说,但那个时候巴金觉得他应该写一部言情小说。为什么呢？因为巴金早期的小说都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结果那些书出来以后都被国民党禁了，所以《家》其实是影射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一个专制独裁政府，一个压制年轻人、压制人民的政府。因此《家》有着巨大的典型意义，就是说，巴金根本不是在写自己的家庭，他写的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抗议。 巴金的《家》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意味着中国的新文学作家开始学会把先锋意识、“五四”精神，通过通俗的方式传播到大众当中去。换句话说，是巴金为新文学培养了第一批市民读者，巴金的小说开始使“五四”新文学得到普及和张扬。我觉得，这才是巴金在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四”时期那种充满先锋意识的、知识分子精神的书，就这样通过巴金的努力普及开来了。举一个例子，《狂人日记》。鲁迅在《狂人日记》里面的一个主要意象就是“吃人”，鲁迅说得很清楚，这个“吃人”是人吃人，什么人没有吃过人呢？孩子，孩子还小，他们还没有参与到这个吃人的行列中。所以小说最后一句是“救救孩子”，作者是要把人内心深处的黑暗揭露出来，让大家警觉，这样才可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吃人，这是鲁迅的思想。但鲁迅太精英了，每个人都不愿承认自己吃人，所以大家都不能接受他的思想。就在《狂人日记》发表的第二年，四川的一个学者吴虞写了一篇文章评论《狂人日记》，叫《吃人与礼教》。他在文章中把鲁迅写的“人吃人”的主题变成了“封建礼教吃人”，并列举了历史上很多的故事说明封建礼教是如何吃人的。经过这样一改，《狂人日记》的意思就变了，人吃人是能引发人忏悔的故事，现在故事则变成了社会吃人，这样人就变得纯洁无辜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把鲁迅的精英的思想完全改成了一种能够被大众接受的流行思想。那么我们再看巴金，巴金在《家》的最后写到瑞珏难产，瑞珏在房间里痛苦地喊她丈夫觉新进来。觉新已经来了，但他在门口就是不敢进去，因为礼教规定男人不能进产房。最后，觉新始终没有跨进那道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去世了。那两扇薄薄的门就是几千年礼教的一个象征，巴金用两扇门象征封建礼教就是要表达，这几千年的礼教已经沉重得让觉新再也冲不破了。巴金这样写才能充分显示出封建礼教的沉重，礼教吃人的可怕性。 我们可以看到，从鲁迅的“人吃人”，到巴金《家》里的“礼教吃人”，这不正是精英思想一步一步演变成大众能接受的流行思想的过程吗？这种流行思想，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失去了精英思想里面一些宝贵的东西，但反过来它使精英思想得到了普及。这样就使新文学的主题变成了反帝反封建，从鲁迅的“人的忏悔”，变成了“忏悔的人”。觉新就是个总是忏悔的人，他不是对人自身的本性进行忏悔，而总是对别人忏悔。这是新文学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一方面使新文学本身的内容不断地流失，另一方面新文学在丧失一部分精英思想的过程当中获得了大众的认可、获得了成功、走向了普及。所以，我认为巴金在这种转变当中起到了一种桥梁作用。这是我要向大家说的从鲁迅到巴金的一个方面的问题。 从鲁迅到巴金这个话题中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巴金是怎么继承鲁迅的精神而成为一面代表知识分子良知的旗帜的？巴金是怎么从一个流浪型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一个有岗位意识的知识分子的？这些也都是“五四”新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先生在 1986年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巴金论稿》（与李辉合著）中,就对巴金早期的思想、著述有非常全面的论述，以后又陆续出版了许多关于巴金的研究专著，是巴金研究领域的专家。同时，他还主张打通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分界，将二十世纪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其著作有：《人 格 的 发展——巴金传》《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主编）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