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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白话诗已经出来了，他的诗显得不那么“时尚” 【谈诗歌】 黄节的诗写得不错，尤其一些诗尾联对景象的展开，颇有“言近意远”之感 南方日报：以您对中国传统诗学的理解，您认为黄节在诗学研究和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如何？ 杨铸：诗学研究方面，黄节的贡献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他撰写了《诗学》，这是一部梗概式的诗歌史。另外是他为不少的诗集做过笺注。 当年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动辄几十万字，但是《诗学》也就四五万字。《诗学》是提纲挈领讲述中国古代诗歌历史的一部著作，但是只讲到明，没有清。这不知道是由于他持有激烈的反清立场，还是因为清代离得比较近，梳理比较困难所致。他使用的“诗学”概念，是符合中国传统理解的。现在如果说“诗学”，可能主要指诗论，但是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讲“诗学”，则含义更宽泛，既包括诗论，也包括诗作。黄节的《诗学》，就是按照时代来阐述诗歌创作的基本情况，简要，但能抓住要点，这既要求广度，更要求深度，黄节做得相当不错。而且，《诗学》比较注意诗体的发展脉络。不过，黄节关注的视野不包含词、曲，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诗。他讲诗，重视“义”和“辞”，“义”要追溯到《诗经》，而“辞”，每一代则有每一代的更新，他把这种变与不变，传承与发展，贯穿成书。 《诗学》本身较见功力的地方，在于对每一个时代的把握都很到位。据闻吴小如论《诗学》，谓“其文学价值可与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媲美”，这个说法大致可以成立。《诗学》的基本脉络和主要见解，大部分为现代的各种文学史所采纳。比如讲唐诗，首先划分四个时期，然后讲代表诗人，这和现在基本一样。这种框架的搭建，具有开创性。古人言诗多取诗话形式，即使有诗歌史性质，也是片段的。比如刘熙载《艺概》中的“诗概”，虽然是在追述历代诗歌，但没有学理性的概括和梳理。 总体说来，黄节的诗写得不错，七律较多，尤其一些诗尾联对景象的展开，颇有“言近意远”之感。从诗作的风格来看，黄节的诗偏于深沉厚重。一般文人轻飘飘的那种应酬的诗，在他集子里很少见，即便是送别、唱和之作，也显得感慨深邃，比较凝重。如果他的诗放在旧体诗比较通行的年代，以其个性的面貌和艺术的水准，应该能有一定的地位。只不过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新体的白话诗都已经出来了，所以他的诗似乎显得不那么“时尚”。 陈希：黄节赋予其著作“诗学”两字的概念，并不等同于现代或西方所谓的广义的文艺学，而是偏于狭义的诗歌之学，作诗、治诗之论。《诗学》论述从先秦到明，简述历代诗歌发展脉络及创作情况，实际上是一部诗史。《诗学》不仅叙述历代诗作和作诗之变化，而且自成体系，点线面相结合，有西方学术体系的踪影。这就比同时代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陈衍的《石遗室诗话》等断想式、点评式的结构更为严谨。 黄节诗学研究为现代学者树立了典范 【谈学术】 黄节批评“第求典实，无与诗心”的注诗方法，正是要把实在的考据和“诗心”的解悟结合起来 南方日报：黄节曾经在北大执教多年，您觉得他给北大留下了什么？他有哪些建树是值得后辈学者借鉴的？ 杨铸：黄节学术方面的书，大部分是在北大、清华授课时的讲义，这当然是他给北大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这些书已经在陆续重印出版，只是还没有出全。 黄节诗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很多方面都为现代学者树立了值得效法的典范。他戒除浮躁，潜心于一些具体而又比较枯燥的学术问题，从不敷衍了事。比如他注谢康乐诗，历时数年，反复斟酌，曾“三易稿”，有时与友人商讨，“往往一事，经三四反，始复论定”。他研究古籍，重视版本问题。分辨版本优劣，是诗学研究的基本功。张中行《负暄琐话》中就转录过黄节的两则着重涉及版本辨别的题记。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黄节笺注古人诗作，严格区分了旧注与创注，凡前人有价值的旧注，皆明确标出，与己意区隔开来，这从学术规范的角度说是比较谨严的。 黄节为诗经、汉魏乐府诗，以及曹操、曹丕、曹植、阮籍、谢灵运、鲍照等人的诗集做过笺注。黄节的注释有考证，但又不仅是考证，而能自觉将考证与理解合为一体。用他自己在《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中说的，就是“有所考见者与有所解悟者，当补正之”。因为黄节自己是诗人，所以特别明白诗歌的注释不光是考证，还需要解悟。在《鲍参军诗注集说序》中，黄节批评了那种“第求典实，无与诗心”的注诗方法。其实清人做考据很大部分是要刻意回避“诗心”，黄节则正是要把实在的考据和“诗心”的解悟结合起来。沿着这条路走，恰恰是研究诗歌的一条正途。 黄节还讲授过顾炎武的诗，但没有注完就去世了。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活生生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性情中人。虽然他晚年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但并不表示他的内心都是非常冷漠的。他讲顾炎武的诗，就是借顾炎武来抒发国家危亡的悲愤，来激发学生的救国激情。他不是一个纯粹的考据学者。 陈希：也许在不同人眼里，他的为人有风雅之分，为学有渊博之别，但跻身晚清民初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知识分子前列，应无訾议。但我们对这位才情盖世，文史精通，在诸多领域取得创造性成就、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贤缺乏深入了解和充分研究。这是座尚未开拓，品位很高，前景诱人的学术富矿。譬如，1909年两广优级师范本科讲义《文学史概》，1925年北京大学讲义铅印本《诗律》、《诗旨纂辞》，1930年铅印本清华大学讲义《诗序非卫宏所作说》、《诗旨变雅》铅印本、1931年铅印本《陆象山之学》、《屈翁山先生年谱》(未成稿)，还有黄节与邓实共同校录的《瘳忘编》等几乎没有人论及。一片丰饶的荒原，期待开垦者耕耘。 如果走到哪里都像美国一样，那会乏味得不得了 【谈启示】 几十年来中国出不了大的学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和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之间出现了断裂和错位 南方日报：黄节的人生，以辛亥革命为界，有一个从入世到出世的转变，您如何看待他的出世和入世观？您认为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何独特的思考？目前在知识分子界，有一个名词叫做“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话语权非常重要，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在此名义下谋求实体利益。您觉得在这样的对比中，黄节对我们有什么借鉴作用？ 杨铸：黄节晚年是比较严谨的学者，而辛亥革命前，可能比较接近西方定义的知识分子。西方人谈知识分子，并非单纯指读过书的人，而是强调要保持精神的独立与追求，要能用精神与知识来与现实强权进行抗争。黄节前期考虑社会层面比较多，目标明确，就是反清，在教育、宣传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但是，在反清的目标实现后，当时不少人都有些茫然。黄节本人则在辛亥革命后没有过多参与具体的政治运作，更没有去尝试分享既得利益。当时的情势十分复杂，即便是孙中山，境遇也相当微妙。可能比较有理想、操守的人，都自觉难以在那种污浊混乱的环境中施展抱负。黄节进入大学教书，应该说是比较适合的一种选择吧。 革命后的黄节，以教书和做学问为主，可能不是显得很激进，甚至较多展示了骨子里比较传统的一面。不过，他实际做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力求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引向现代。 现在一些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其实“国学”的概念就是当年黄节、邓实等人提倡的。他们直接针对的是满清王朝，是要通过讲国学，反对清朝的异族统治。黄节理解的“国粹”和“国学”，一方面是指本国所特有的而且适宜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包括外来但适宜本国发展的东西。这就有比较大的余地了。所以他不是纯粹封闭，完全排外的。 在黄节所处的那个年代，实际面临的，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从塘沽一路打到北京，集中暴露了中国的积贫积弱。我对学生讲过，中国的20世纪，就是学习外国的世纪，但是这是坚船利炮所逼迫的。这个世界上到底应该流行一个什么样的法则，是进化论，还是高于进化论？要知道文化上的强势吞并劣势是绝对要不得的。 好多人说，几十年中国出不了大的学者、大的思想家，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和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之间出现了一个断裂和错位。20世纪我们在学习西方，在当时是必需的，是迫不得已的，确实也有成效。中国现在不断崛起，可是中国的文化如何建构，如何在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当然不能抹掉20世纪学习西方的历史，毕竟眼睛已经睁开，闭不上了。但是，要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必须有自己的传统。几千年的历史传承，正是中国所特有的无形资产。 整个世界的文化，应该多元共存，如果走到哪里都像美国一样，那会乏味得不得了。西方学者有时好像总在讲“影响的焦虑”，强调个性和自我的精神洞见，希望摆脱前人的阴影。他们会特别激烈地反传统，但是这个反传统，恰恰证实着传统的存在。中国面对20世纪发生的文化断裂和移位，需要寻找一种方式，与原有并且延续了几千年的无可替代的文化传统建立一种新的联系。既有开放的国际视野，同时又不失掉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这样，中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位置。 黄节曾经执著地架设一座桥梁，将中国传统文化引向现代，囿于时代的局限而无法成功，在今天却遇到了新的机遇。这一层面的意义，是我们在回顾黄节时，绝对不应忽视的。 ( 王雨吟 陈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