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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观是古今、中西社会最重要的伦理之一，但是理论形态不尽相同。儒家也有正义伦理。但是，儒家的正义伦理，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西方的社会规范伦理。所谓社会规范伦理，是建立在外在的社会规范之上，而儒家伦理是建立在人的内在德性之上，因而称之为德性伦理。虽然如此，它同样具有客观普遍性，在社会实践中能起规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广义的规范伦理。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一场著名的辩论，即孟子与告子关于“义内”与“义外”之辩。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对义的客观性、普遍性有分歧，而是辩论这样一个问题：义究竟出自人的内在德性还是外在的社会法则？这实际上是伦理的道德前提的问题，直接涉及对人性的看法。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或是无善无恶的？抑或是善恶混杂、有善有恶的？这是先秦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孟子之后，儒家主流派选择了性善论，以此作为儒家伦理的人性基础。 当然，与性善论传统并存的还有性恶论及其相应的正义观。按照性恶论的说法，正义原则是与社会的礼联系在一起的，称之为“礼义”。礼是社会制度及规范，是客观的，正义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公正原则，人人必须遵守。礼是有等级的，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社会地位，所谓正义就是在社会等级之上维持一种基本的公平。荀子说：“公平者，职之衡也。”（《荀子×王制》）公平是衡量官职的标准，因此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要公平。只有“刑政平”，才能“百姓和”（同上）比如减轻田税、平摊关税、减少力役（《荀子×富国》）等等，都是公平的措施，为的是维持社会的和谐。 性善、性恶的问题，只是一个理论前提的问题，也是一个信念的问题，若从存在的意义上说，各自都有一定的根据，但是无从证实。这同西方伦理学正义伦理从某种假设出发是相同的。重要的是对正义本身的理解、论述和应用，在这一方面，无论性恶论还是性善论，都有共同的理性原则。 儒家有“四德”（即仁、义、礼、智）或“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之说，代表儒学的核心价值。其中，仁是“全德”，其他三德或四常是仁在不同方面的应用和表现。其中的义，便是儒家的正义观。义本来指人的内在德性，来自“羞恶之心”，即羞耻感，这是人人具有的，其人性则称为义理之性；其在社会行为中的表现，则为伦理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即正义原则。构成五伦中的一伦。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看，这种文化可称之为耻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原罪感）有所不同。用哲学的语言表述，可说这是一种自律伦理，而非他律伦理。 “义者宜也。”（《中庸》）“宜”是适宜、适当的意思，其价值意义就是“应当”，是说，人应当如此行为、如此做事。义的实质，就是人所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即正义原则。孟子将其比喻为“人路”，即行走时所应当遵循的道路。这是一条唯一正确之路，也是正义之路，因此又说：“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既是正确之路、正义之路，就是人人都应当遵行的。否则，社会就会乱套，陷入无序状态，人性也会被扭曲。 但是，义并不是一个空洞的道德律令和伦理法则，义是有实际内容的。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处理社会的利益关系，因而是与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所谓的“义利之辩”。义利之辩是要解决义和利的关系，不是将二者分开，所谓正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周易×乾卦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这里所说的“利”是“利用厚生”（《尚书×大禹谈》）之利，即实际利益。所谓“利者义之和”，是说利益关系是正义原则的实质内容，同时又是建立在正义原则之上的，也就是说，正义原则是处理利益关系的根本原则。“和”是和顺之义，指利益关系只有在义的调节下，使其和顺，才是正当利益。这正是义的实质所在。 因此，义和利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不是有利则无义，有义则无利，不是义，便是利，如同水火。正好相反，无利则无所谓义，无义则利无所适从。有人认为，儒家只要义而不要利，提倡义而反对利，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儒家所主张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当利益，绝不是反对利。有人将义与利对立起来，“非此即彼”，这是不对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利，而在于什么样的利？如何获得利？这才是义的意义所在。儒家一贯主张，义是解决利益关系问题的根本原则，因此离不开利，不是在利之外，另有一个与之对立的义。理学家被认为严于“义利之辩”，但是，程颐讲得很清楚，他说：“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天下只是一个利，孟子与《周易》所言一般。只为后人趋着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河南程氏遗书》卷18，《二程集》，P215，中华书局。1981年）所谓“拔本塞源”，是说义是利的根本，一定要守住这个根本。只要守住这个根本，则不言利而利在其中。孟子不言利，并不是取消利，而是正义指导下的利，因此与《周易》“所言一般”。但是，如果只讲利而不讲义，则容易出弊端。朱熹也说：“利，谁不要？”“利不是不好。”“利者义之和，义之和处便利。”（《朱子语类》，卷36，P949，中华书局，1986年）这说明，人只要活在世上，都离不开利，利是人生之所需，因而是好的。但是，必须按正义原则求利。如果抛弃了正义原则，就会追求不正当的利益，甚至“唯利是图”，无所不用其极。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这个意思，意在强调正义原则的重要性，绝不是反对利。 正因为如此，儒家在谈到利益关系问题时，总是最先提出义，作为首要原则，强调必须在正义原则之下处理利益关系，而不是相反，只谋利而不顾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而不是“见利忘义”只有见到利，才有义与不义的问题。儒家有时只谈义而不谈利，则其中必然蕴涵着利，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人人都能遵守正义原则，有些人只谋利而不顾义，甚至不择手段去谋利，因此才有君子、小人之分。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就是指此而言的。儒家承认，有无义之利而无无利之义，义总是和利联系在一起，利却可以独行其事。义的本质就是解决利益关系问题，因此是在利益关系中存在的，是利所遵循的原则。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只是按正义原则获取正当利益，并不是拒绝利；小人则只要利而不要义。这里的君子、小人，是从道德人格上说的，不是从社会地位上说的，由义而行者是君子，唯利是图之人是小人。百姓之中有君子，居上位者也有小人。孔子、孟子对某些人的批判就是很好的例子。孔子一生孜孜不倦，到处奔走，就是为了“行道”、“行义”，其中包括贯彻儒家的正义原则。“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论语×微子》）明知行不通，还是要坚持。为什么？因为义是普遍的正义原则。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正义原则。孔子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社会建立道义原则，亦即正义原则，并以自己的行动体现这一原则。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社会是发展的，但是有了正义原则，便可以行之久远。后来的儒家说，“孔子为万世立法”，就有这层意思。 儒家认为，只要符合正义原则，求富贵就是正当合理的，是符合人性的。孔子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如果能致富，做一个“执鞭之士”即卑贱的职业，我也能够去做。这说明，求富本身是很正常的，也是正当的，问题是怎样求富？按什么原则求富？孔子的回答是：“合义”，即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如果不顾或违反正义原则去求富，这样的事决不能做。“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求得富贵，这对我来说，就像过眼烟云一样不足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