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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仁”，《论语》中109见，其中绝大多数（105见）指一种道德标准或人格价值：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子路》）”[1](p150) ；“恭，宽，信，敏，惠”即仁。由于“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因此“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1](p190) 此外，在孔子看来，仁，也是一种“道”。孟子转述道：“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3](p52) 而“仁”之道，是可以经由主体的努力尤其是不断地自我修养和完善而致达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1](p80) 所以，“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p175) ；“志士仁人，无求生矣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1](p171) 于是，像“礼”一样，“仁”也是原儒伦理和思想文化中的一个核心范畴。 孟子作为孔子的继承者、思孟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对礼仁的看法一方面与孔子大致相近；另一方面，又增添了“义”、“气”、“孝”、“弟”等新的内容：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朱熹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宐也。（《梁惠王》）[3](p1) “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滕文公》）” [4](p386)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尽心·上》）” [3](p106) “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朱熹注：大人，谓公卿大夫。[3](p106)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 [3](p55)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下》）” [3](p93) 无怪乎程子这样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3](p1-2)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孔孟所谓的“仁”或“仁义”，实际上是原儒“人”的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圣人”或“神人”观念的现实化和伦理化：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朱熹注：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人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3](p112)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告子·上》）” [3](p89-90) 换言之，“仁”实际上是“圣人”人格的概括和范畴化；而“圣人”则是“仁”的观念的人格化。由于“天”与“人”构成了孔孟对世界看法的两极；因此，作为两者之自然延伸和对应的“礼”与“仁”，便有了内在的联系： “礼”，作为世俗化的“天”（等级、秩序），同时又是偏于社会、政治层面的“仁”——“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朱熹注：礼义，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尽心·下》）” [3](p111) 因此，“仁”的诸种品格，须以“礼”统领之——“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1](p84) 而“仁”，作为“神圣化”的“人”，同时也是偏于道德、伦理层面的“礼”——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 [3](p65) 所以，要到达“仁”的境界，也须从“克己复礼”做起——“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1](p130) 两者的互易、渗透、结合，便构成了原儒文化深层的宗教-神学底蕴和表层的政治-伦理色彩。前者可资解释儒学以后为何中国无国教而将儒学称儒教——因为儒学已经具有宗教神学的一些最核心或基本的功能；后者亦可说明先秦以来为何中国尚众人而无个人、尚人治而无人权的传统——因为儒家政治和伦理均着眼于“众人之治”和“众人之德”。 于是，从“天”与“人”，至“礼”与“仁”，一种具有世界观和人生观意义的、涉及到社会、政治、伦理、人格修养、思想文化乃至文学艺术诸方面的基本原则得以确立——这就是“自律”。 对于原儒来说，自律不仅仅是一种体现于圣人人格和礼仁观念中的客观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主观追求。 孔子将这种主观追求概括为“克己”、“修己”。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1](p130) 而这种经由自身努力可以致达的“仁”，其基本内容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1](p130) 。孔子的学生说他有“四绝”：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1](p94) 。孔子本人亦十分强调为人处世须具备“温、良、恭、俭、让”（《学而》）”[1](p7) ；“刚、毅、木、讷（《子路》）”[1](p150) ；“恭，宽，信，敏，惠（《阳货》）”[1](p190) ；以及“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1](p173) 等充满自律色彩的美德和人格。 孟子作为先天道德观念论者，一方面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观念有所发挥，强调“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3](p84) ；并认为仁、义、礼、智作为“四端”、“四德”，是人的本性——“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告子·上》）”[3](p86) 。但是，另一方面，孟子并未因为人性本善，具有仁、义、礼、智这先天性的“四端”而放弃自律的要求。因此，他说虽然“万物皆备于我”，但仍须“反身而诚”；人性虽有善端，但仍须不断培养。于是，以性善论等先天道德观为前提，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以“守身”、“修身”，“知性”、“养性”，“寡欲”、“正心”等为基本内容的自律方法和原则：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4](p405)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自正。（《尽心·上》）”[3](p104)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尽心·上》）”[3](p109) “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3](p115-116)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脩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3](p12) “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焉用战？（《尽心·下》）”[3](p110) “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离娄·上》）”[3](p52)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守身守之本也。（《离娄·上》）”[3](p57) “……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上》）”[3](p88)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则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3](p91)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上》）”[3](p92)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3](p65) 那么，这种“自律”的最终或曰最高目的又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律人”。孔子的“克己复礼说”已经明确道出了这一真谛：“克己”的目的，就是“复礼”，使“天下归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1](p130) 因此，自律精神在社会、政治领域里的实践和体现，就是自觉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等级和规范，施行礼治、德治和仁政。所以孔子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1](p166)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1](p12) ；“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1](p166) 。在思想文化和文学艺领域，自律便意味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1](p72) ；意味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1](p87) ；意味着“思无邪”（《为政》）”[1](p12) 。 对孟子而言，以礼、仁为最高规范的自律，首先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需要。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3](p53) 因此，守身的目的，最终也可反推或归结为守家、守国、守天下。所以孟子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尽心·下》）”[3](p115) “仁人无敌于天下（《尽心·下》）”[3](p110)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离娄·上》）[3](p52) ；“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尽心·下》）”[3](p111) 。孟子还进一步举例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3](p5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梁惠王》）”[4](p362) 由此可见，自律之于孔孟，不仅仅是自律者本人获取“圣人”、“神人”人格的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由己及人、使全社会“顺天承命”、致达“礼仁”境界的一种途径。于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儒思想文化，虽然十分强调人性、人格的自我完善和主观能动性，并将史前、史初时期的原始自律精神扩展至与人以及人的活动相关的各个领域，如伦理、社会、政治、文化、文学等领域，从而赋予人的主体性乃至主体主观能动性以更加重要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他们所提倡的主体精神，不仅是偏于自律一极的主体精神，而且归根到底，是一种以向宗教和宗法之“天”的皈依为最终目标，同时也带有更明确的社会政治功利目的、更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的主体精神。这样，原儒文化不仅一开始就在确定主体性的同时便消解了主体性；而且，其大力提倡的“自律”最终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向为“律人”或曰“它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