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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宗教；群学；群法；群治；神道；人道 论文摘要：严复的宗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翻译的（群学肄言·教辟>中，他指出了宗教的局限性和反宗教的危害，论述了宗教与“群”、“群治”的不同以及二者之间或良性互动或恶性相阻碍的关系，认为只有合情合理地折中于二者之间，才能有助于社会良性稳健地向前发展。 一、严复宗教思想研究现状 严复的宗教思想，学界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张志建先生从认识论的角度指出严复“标榜不可知论”，“当他在探讨哲学根本问题时，他不断把笛卡尔、巴克莱、斯宾塞与庄周、孟柯、周易以及佛老拉在一起，认为事物的最终本质、实体是‘不可思议’即不可知的，而且也无需去认识，因为它们于国计民生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用途，可以不去管它们，可以不去研究议论它们。”(北京:商务印书馆《严复学术思想研究》P102-103,1995年版)可是，也有研究者指出，“严复早年的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观属于无神论的范畴，他本人基本上也是一个无神论者。晚年，由于严复并不愿追随与自己思想见解不相一致的新潮流，在政治上渐趋保守，在宗教观上不时向有神论妥协。”(黄新宪:《论严复的基督教观》，《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494，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2001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黄克武先生在他的大作《思议与不可思议:严复的知识观》中，简约却不乏深刻地指出:“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严复在这方面的想法也与释道之中宗教的倾向，以及固有伦理道德作为现代自由社会之根基的想法联系在一起。严复一生都不排斥宗教经验……严复可以一方面提倡西方科学，同时对他而言，科学与宗教并不冲突。……当然我们也不会讶异，严复相信鬼神的存在。对他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一部分。……严复对鬼神的信仰在晚年变得更为强烈。……对严复来说，知识的内容不但是科学可以解释的感官经验，即思议世界，也包括以尽智见德之直觉所导引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世界，而道德规范是奠基于后者之上。”(《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 P255-25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03年，俞政教授发表论文《严复的宗教思想》，论述了严复对宗教的特点、宗教的起源、基督教、中国的宗教等问题的认识，认为“宗教起源说也是严复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 P91，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严复的宗教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为科学解释宗教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上，P98,)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十多年来，学者们开始努力对严复的宗教思想进行探讨，虽然所见未必相同，但为深入研究打开了门径。遗憾的是，上述研究均未论及严复所翻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该书第十二篇《教辟》恰恰是专论对宗教的认识的。商务印书馆在重印“严译名著从刊”前言中指出:“严复埋头译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思想。……严复的译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他的著述”。严诚先生也说:“三老公(案:指严复)的书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自己的著作。”(《科学与爱国·关于严复历史地位评价致华严女士的一封信》，P361)严复对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及其著作《群学肄言》是深为服膺的，1902年他翻译完该书，1903年由文明编译局以线装四册出版，“这是西方社会学著作直接传入中国之始。”(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P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严复自己在1903年3月25日就翻译该书写下感言说:“吾译此书真前无古人，后绝来哲，不以译故损价值也，惜乎中国无一赏音。扬子云:‘期知者于千载’，吾则望百年后之严幼陵耳!”(《严复集补编》) P 12，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从严复自己对翻译该书之价值的高度期许，我们有理由将严译该书所表述的社会学思想视为严复的思想，因此，《教辟》所阐述的宗教思想也可视为严复的宗教思想。 二、《群学肄言·教辟》:严复宗教思想的集中体现 1、关于宗教的局限性。 严复首先对“教辟”即宗教囿于偏见或成见的局限性作了深入的阐述。他认为宗教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门户之见排斥异端，其二是重神道而轻人伦。他说:信某教者，往往视“一切异者，皆外道魔宗，皆异端邪说。”(《群学肄言》P230，以下引文出自同书的不再出注书名)“以其宗旨之相倾，则驳击抵排，而异量之美不见。”( P227 )严复认为，“宗教有最重之二义，一曰神道，一曰人理。”(P224)“宗教之经法，虽有合天理与人情，然其督民之守之也，非即事为衡，计民生之幸福而为之也，特以是为神道之条戒，顺之者吉、逆之者凶……教之所言，著为科律，谓凡此皆至德要道，必不可叛者。”(P226-227)这样，宗教使“人理”受制于“神道”，即以神道设教的戒律教条为至上，而不是以鲜活的“人理”“民生之幸福”为旨归。在严复看来，宗教的这些局限性，对“群学(即社会学)”研究将带来妨碍。他说:“故宗教精粗真伪不同，而其为群学之梗则一。所奉者扬之升天，所辟者抑之入地。攻取击排，杂以愤好，是于一群之变，欲因果事效，厘然无惑难矣。”“彼将本其宗教之是非善恶，以论非宗教之是非善恶，则无怪玄黄易位，黑白倒置者矣。”(P224)“其论群法也，必依其宗教之律令，以褒贬其制度云为焉，至于即事为衡，决以斯民乐利所由之增损进退者，真落落乎不多见也。”(P225) 严复深刻地指出了宗教与“群法治化”的不完全一致性，宗教有时还阻碍社会“治化。”他说宗教因其“神道之故”，其所标举的“是非之准，至无定也，而常随世运为隆污，当于其世，各有所宜，以言其极，则皆无当。宜者，以其所值之时地，民智化理之浅深也;无当者，以多主于远而难知，不关乎迩而可察也。然以神道之故，民之严其难知者，常过于可察，如是则宗教之是非，常为治化是非之阻力，以论一切之人事，必有大失其平者矣。治化所谓利弊者，非宗教所谓利弊，有时宗教所甚重，治化则以为至轻。”( P224-225 ) 2、关于反宗教的危害性。 严复对“教之反辟”即反宗教的危害作了更为深刻的辨析论说。“反教辟者谓民生群治无所用于宗教。”(P230严复注文)严复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宗教的局限对“群学”研究虽然有所梗阻，其旨归与“群理”(群学之理)并不相同，但是，宗教对“群治”“民生”“人事”还是深有裨益的。因此，严复一方面针贬了宗教的局限性，一方面也明确反对蔑视宗教甚至毁弃宗教的主张。他指出:“宗教者，群之大用也，或辟之，或反而辟之，其于言群，均无当也。”(P239)“则由是知教辟故害，而其反者又未尝不害也。其所由害，以不知群演未深之日，得宗教而后教化尊，民有守死善道之心，而群之合乃大固。”(P237)在严复看来，宗教最大的积极性在于它能在“民群”的变迁演进过程中通过道德情感的认同起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稳定社会的作用。他以罗马公教为例，认为该教“当欧洲往日，于民群之演进，未尝无功;……即至今日，于民生犹非为无补”，“今之瞥公教者，曾亦思数百年以往，民行之所以日纯，横暴之所以日泯，奴虏之被虐，有所息肩，女子之遭逢，差无楚毒者，微彼教力，谁与归乎?”(P228)在严复看来，宗教不但能使“风化齐一”，而且能够凝聚人心，整合民群，“合众小群而为一大国”，并能够“息战争，兴文物。”(P228)因此，“宗教”虽“精粗不同，而无可废之一日。”(P237严复注文) 严复说:“教之为辟，其蔽浅，人所易知;教之反辟，其蔽深，人之所难喻。”(P230)人们容易认识到宗教局限性带来的弊端，但对反宗教的危害却认识不清。因“教辟”而导致的“反教辟”，其反对宗教、蔑视宗教、毁弃宗教的最大弊端在于造成人心共识的崩溃，社会秩序的失范，社会陷入无序的不可控制的动乱状态。他说:“及其反之也，乃破藩决篱，不可禁制，一时人心泛溃，难以复收，自以谓堕秩解张，不复知宗教之大用，此诚治群学者，不可不谨之大防也。”他并以印度王毁教和法国大革命之例说明“以其毁之之烈，见其前信之之深也。非其前信之深，无以为后毁之烈。盖二者有反比例焉。”“当此之时，察汹汹者之用心，皆前者教辟之深，而今适得其反耳。”( P231)在他看来，“教辟”和“反教辟”互为反动，都无益于社会民生的良性发展，因此，“治群学者”，应该谨防这两个极端的社会行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