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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学制”规定的学校体系完全参照1900年日本的学校制度模式，由低到高从“蒙养院、初等小学堂(艺徒学堂)、高等小学堂(初等实业学堂、实业补习普通学堂)、中等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初级师范学堂)、高等学堂(译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大学预科、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大学堂、通儒院”分为七级，而日本的学校制度也分为“幼儿园、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艺徒学让)、中等学校(职业学校、师范学校)、高等或大学预科学校(专科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帝国大学、研究生院”等七级。高等教育制度也完全模仿日本，设了三级(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而同一时期的英、法、德、美等国家的高等教育一般只设本科及研究生院两级。除宏观的高等教育制度外，当时，每一所高等学堂内部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甚至房屋式样、学舍间数也参考了日本的样式。如，两江师范学堂设立前，总教习缪荃孙专门赴日考察，归国后主持设立的两江师范学堂的教学内容及形式，都仿自日本，课程除伦理学、经学、修身、历史等课外，其余均参照日本师范学校所设课程而行。“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封建高等教育制度的彻底崩溃和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开始确立。 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完全模仿日本，使中国顺利建立了新式的高等教育体系。但由于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已发展到相当阶段，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刚刚起步，两国经济相差悬殊，兴办新教育的财力、所需人才的层次等自然也不相同，所以，当时脱离中国国情构建的高等教育体系，存在名不符实的现象。 三、大量日本教习参与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 招聘日本教习是清政府师法日本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国近代高等学校建立后，教师非常缺乏，开始大量聘请外国教习。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聘请的教习以欧美等国为主，1904年后，大量日本教习来华，在外籍教师中占了绝对多数。他们执教于各级各类学校，主要担任实业课程、自然科学课程和日语的教学，分布也极为广泛。据1909年7月统计，405名日本教习分布在直隶、四川、江苏、广东等20个省区，其中，在高等学校执教的占80.9％(405人中，在大学堂、师范学堂等高等学校执教的328人)，保证了当时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课程得以顺利开设，对缓解当时高等教育师资匮乏的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日本教习的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日本教习出于基本的职业道德，在工作中尽心尽力，教学水平十分高。如，管学大臣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聘请的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授、文学博士服部字之吉、法学博士岩谷孙藏、日本第二高等学校教授代家谦曹等教习，都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师范高等学校的前身)先后聘请80余名教习，其中日本教习约30人，这些日本教习都经过了严格的选拔而聘任，有经验一定的教学经验。但也存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些人在日本没有固定职业或根本没有职业，来华的目的只是为了淘金，如河南高等学堂聘请的三宅善代太，“到堂二年余，所授仅日本俚语，未免进步太迟。况该教习乃冈山县寻常师范出身，以之担任高等理科，其庸有当乎?”更有甚者，酗酒、打架、挑起争斗和事端，品质恶劣，不堪人师。日本教习出现的问题与聘任过程有很大关系，针对这些问题，为加强管理，保证教习的质量，清政府改变了日本教习的聘用方式，由开始时的学校单独进行改由政府统一雇聘，而且加强与日本的联系，由日本帝国教育会负责来华教习的遴选和培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