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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分配的原则，首先是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工矿。其实还有一个“面向农村”，因为我们是工科学校，不存在去农村的问题，也就不提了。当时真正起作用的，是大家基本上遵循了一条不成文的原则，那就是在高校分配中普遍运用的“远分对儿、近分赘儿，不远不近分光棍”。凡是在学校期间搞对象的，成对的，一律往最远的地方分。那时候，学校规定大学生是不能在校搞对象的。虽然文革中这种事没人管了，但那种惯性还存在，搞了对象就像欠了大家似的。所以分去远方，也认了。 至于“赘儿”就是家庭有困难的，需要照顾的。比如独子独女的，其实在那时并不多。大部分还是照顾了家庭出身好的，掌权一派的。 那不近不远的就是没有牵挂的“光棍”了，我当时就是属于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为了尽量不到最远的地方去，我报了个偏远的哈尔滨铁路局。除个别同学有着意要分个特定地方外，大部分同学并不是特别在乎去向。这应该感谢17年党的长期教导。大学生的心理大多存在“好男儿志在四方”和“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思想观点。另外，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同学急于早分配，尽快解决经济问题。 公布最后落实分配方案时，大家都很平静。因为基本的去向已清楚了，反倒有终于解脱了感觉。欧同志就说了两点，感谢大家对他领导的分配工作给予的支持;希望同学们斗私批修、顾全大局、服从组织、服从分配。在一阵有礼貌的掌声后，欧同志亲自宣读了每个人的分配去向。 分配工作也只用了3周的时间，于1968年7月底前结束了。就在公布完结果，大家忙着离校的时候，发生了首都工宣队进驻大专院校，在清华大学武装冲突，开枪打死工宣队员的事。但对于拿到分配通知书的我们，已没有人去理会了。 文革两年，使所有人都变得冷漠了，冷漠得连一个班级的同学在一起照个像的愿望都没有了。大家各自匆匆离开学校，自奔前程，谁也没有离别时的惜别之情，这一切成了同窗6载的最大遗憾。 （据《文史精华》石玉林/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