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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是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以及洋务学堂的兴办而发展的，始于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萌芽。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正式诞生。从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发展来看，20世纪初，日本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最大的国家。日本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留日归国学生成为高等教育的生力军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的惨败，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觉醒，“受甲午战争的刺激，中国的士大夫们开始寻求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发现日本早期派遣的大量留学生对日本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也必须仿效。并以日本路近费省，中日文字接近易于通晓，西书已由日本摘要翻译、刊有定本，日本的风俗习惯近似于中国等原由，认为应将日本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并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896年唐宝锷、胡宗等13名学生赴日留学，标志着中国近代留日运动的开始。1903年清政府公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明确了对留学毕业生给予相应的科名奖励办法。“在清廷奖劝留学政策的推动下，在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为幌子而极力地怂恿下，十年间，留学日本蔚为风气，极一时之盛，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前所未有。”留学日本运动的兴起，对封建高等教育的彻底解体和以日本为蓝本的新型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起了巨大的催化和促进作用。 “清末时，赴日留学生读师范、学教育的占相当大的比重。1903年4—10月，共毕业175人(不包括入其他学校继续深造者，下同)，其中读师范者71人，占40.6％；1903年10月至1904年4月，共毕业124人，其中读师范者86人，占69.3％；1904年5月至11月，毕业165人，其中读师范者37人，占22.4％。”这些学生在日本专攻教育、心理、教授法、管理法等课程，通过听课、参观、讨论等活动，贪婪地吮吸办理近代新教育的新知识，回国后，凭借在国内积累的一定的管理和教学阅历，被迅速充实到高等学校的行政管理和师资队伍中。1907年清政府规定，凡官费留学生回国后，皆须充当专门教员五年，以尽义务；在义务期未满之前，不得调用派充其他差使。这使得大部分留日学生无论是学工、学农、还是攻医、读经济，归国后都首先从事教育工作。全国各地各级各类高校，出现了一个数量比较可观、分布十分广泛的留日学生群体，他们成为清末日本高等教育的主要“输送者”。 大部分留日学生归国后从事教育工作，进一步充实了新式高等学堂的师资，壮大了实业技术人才队伍。他们翻译了大量日文西学书籍，将日本高等教育部分地移植到中国，较广泛地传播了资本主义思想观念。 二、模仿日本而建立中国高等教育制度 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各地相继建立了一些新式学堂，但这些学堂在学业程度、课程设置、学习年限等方面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清政府为了加强规范，消除分歧，决定以日本的学制为参照蓝本，制定全国统一的学制系统。1904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拟定的一系列学制文件，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