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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 民族性和中国文化的看法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对文化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发表了大量论述，对文化问题最具发言权。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们只是偶尔论及文化问题，对其并不重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将文化视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产物，是附属的而非本体的，革命的中心不在文化领域，文化革命不过是经济革命的附属品；经济基础具有普遍性，不具有民族性，由其决定的文化也就不具备什么独特的民族性。是否有所谓“中国文化”，对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存有疑问的问题。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提出：“依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就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李大钊将经济决定论称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第一学说”。陈独秀也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他在分析中国文化没落的原因时认为，中国“东方化的农业与手工业，已被西方化打得零落不堪；因此，建筑在东方化的农业手工业上面之政治、法律、思想、道德都随着动摇起来”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是社会问题的总解决即经济问题的解决，文化问题由于其附属性而不能成为革命者关注的中心问题。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但强调文化的阶级性。陈独秀提出：“人类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钝，没有空间上的地域异同。东方现有的农业的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以及这些文化所产生之一切私心、道德、教育、礼俗、文字不解放的文化，西方以前也曾经历过，并不是东方所特有的什么好东西。”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198页。恽代英说：“中国文化，如知仁的知，博爱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诚，不过是少数圣哲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既不是全体中国人所共有，也不是中国人所独有。我们绝不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德国的文化，列宁的学说是俄国的文化。”转引自萧楚女：《显微镜下之醒狮派》，《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9页。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保护中国文化是与革命和进步的要求相对立的。在陈独秀看来，中国文化这个以地域为指称的东西，不过是一种仍处于前现代的落后文化的一个别称而已，“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198页。陈独秀严厉批判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等人，认为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倡的是“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198—199页。对于国学，陈独秀更是激烈反对：“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199—200页。 综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文化的附属性、阶级性、普遍性和整体性出发，强调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分，有阶级之分，但不承认文化具有民族性特征。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否存在，还是一个存有疑问的命题，即使有所谓中国文化，也是落后于时代、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能对其进行革命，而不能加以提倡和保护。在党的文件中，肯定中国文化的人被称为“东方文化派”，“纯粹的东方派是幻想的退步的思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早期的共产党人之所以不承认文化的民族性，对中国文化采取消极的态度，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与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激烈的反传统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对文化的分析带有机械决定论色彩，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有偏颇，需要反思和修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