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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我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学生。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教授由三校各自分别聘任。当时哲学系的教授有清华的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王宪钧，北大的汤用彤、贺麟、陈康、郑昕，南开的冯文潜，洪谦当时是外文系教授，也在哲学系开课。这个教授阵容，在当时国内各大学中无疑是最强的。 我们这些老师都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年，从小接受传统教育，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后来进了新式学堂，于二三十年代去美、英、德等国留学，是我国最早一批去西方专门学习哲学，获得学位归国的学者。他们学贯中西，既是开始系统地介绍引入西方哲学的传播者，是运用西方哲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的创始人，同时又因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浓重的中国情结。因此在从二十年代开始，三四十年代展开的，可以说是中西哲学的第一次正式交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 谈清华的老师 清华注重“思”的学风，我想应该是由金岳霖先生培育而成，不仅因为金先生是清华哲学系的创始人，而且有金先生的经历和文章为证。金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是以研究T.H.Green的政治思想获得博士学位的，后来在伦敦受了两本书的影响才转向哲学，一本是罗素的《数学原理》，另一本是休谟的《Treatise》。这两本书使他对抽象的哲学问题和现代逻辑发生浓厚的兴趣，他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先生当时眼睛有病，怕光，总戴一副墨镜，额上还加一个太阳罩，到教室里讲课时还戴着。我三年级时听过他的“知识论”课。他高高的身材披一件风衣，进教室后总是搬一把学生坐的课椅摆在讲台边上一坐；虽然面对学生，却总是低着头，有时甚至闭上眼睛，自己一面思索，一面讲他的哲学问题，坐而论道。那时他的《知识论》一书第一稿原已完成，但在昆明跑空袭警报时将原稿丢失了，可能正在重写。我们听课时对他讲的有些问题，有的因为在别的课程中听到过，还知道是怎么回事，对有些问题便跟不上了。但不管跟不跟得上，对金先生那种细致的一层层深入的分析，感到启发思想，真是一种精神享受。金先生有时讲到得意兴奋时，会突然站起来，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或者向我们提个问题，师生共同讨论起来。清华重视哲学问题和逻辑，所以讨论和辩论盛行，一直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并入北大哲学系后，那时的逻辑组是学术辩论最热烈的地方。组内教师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遇到问题常是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金先生、沈有鼎先生、周礼全祖孙三代是其中的代表，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你讲得不对，我便要反驳；今天驳不倒你，下次准备了再来。 冯友兰先生是最早采用西方哲学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先驱者，在他以前只有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但胡先生只写了上卷，没有下卷，冯先生却写全了。 我在二年级时听过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除本系学生外，外系的学生也慕名来选修或旁听这门课，将一个可以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冯先生在开讲以前，总按选课学生的名单点名。在当时别的教师一般只在开始一两堂课时点名，为的是可以认识学生，而冯先生几乎是每堂照点不误。冯先生说话有点口吃，我们笑他：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却还没有说完。加上许多中国哲学家的名言，为了让学生听懂，他还得抄在黑板上，因此每一堂课上他讲的内容实在不多。不过他总是拣最主要的问题讲，逻辑非常清楚，学生容易听懂。为了讲清一个哲学观点，冯先生还常常讲一些中国哲学史中的故事，既可以引起听者的兴趣，打破课堂的沉闷，又让我们容易领会和记住，常常博得学生们会心的微笑。冯先生讲课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很值得学习的。 冯先生对于哲学的目的和看法，也和金先生根本不同。他说金先生在剑桥大学曾经讲过“哲学是概念的游戏”，而冯先生自己推崇张载的名言，认为哲学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贞元六书”就是显示他的“内圣外王”之道的。 沈有鼎先生是联大教授中几位“怪人”之一。他和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在外貌上相似：都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总是邋邋遢遢，老是穿一件洗得已经发白的蓝布长衫，有几个扣子没有扣上，脚上穿的布鞋，不但破破烂烂，有时还没有穿好，似拖着走路；而且一面走路，面上总有点像是微笑，口上喃喃自语，显然是自己在思考问题。他们的不同是：沈先生走路不慌不忙，老是在思考哲学问题；而曾先生却走得匆匆忙忙，他是有名的民主教授，在每次民主集会上都发表讲话，当然不是谈化学，也不谈政治和经济问题，而是讲军事。他对当时抗战的军事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谈起来像个军事专家。曾先生是曾国藩的后裔，颇得祖传遗风。 沈先生对讨论哲学问题简直是入了迷，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只要向他提个问题，他便拉住你讨论不休。在联大后面的文林街上常常可以看到他出现在茶馆或是小饭馆里和人讨论问题。他总是手提一只小小的破旧箱子，里面装着书和钱。我没有参加过这种讨论，听人说：沈先生可以出钱请你喝茶，但只有当他觉得你的意见有意思时，才肯让你吃他买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沈先生还常去教室听课，不管是哪一系教授开的什么课，只要他感觉兴趣，便会进去旁听；有时还会起来发问，甚至指出“你讲错了”，使得讲课的教授下不了台，只好将他撵出课堂。沈先生的这类故事在联大流传很多。 沈先生的兴趣很广，虽然他主要研究的是数理逻辑方面，但对古今中外的哲学学派他都有兴趣。他通多种语言，对语言学也有兴趣；他还喜欢音乐，我们知道他能唱昆曲，系里开联欢会时便提议请沈先生唱一曲。也许因为他的兴趣太广博了，所以他的专门著作不多，主要是运用逻辑分析《易经》和《墨子》；倒是有些学生，从和沈先生讨论中得到启发，写出了洋洋大著。 我在三年级时选过沈先生的“形而上学”课，这是哲学系的一门必修课，每隔一年由沈先生讲一次。沈先生讲课时手上捧一本厚厚的洋装书，一面看，一面想，一面讲。他口才不好，讲起话来有点结结巴巴；讲的内容又都是最抽象的概念术语，听起来真是有点不知所云。幸亏我做笔记的本领不错，能将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课后翻阅，才知道他讲的内容中逻辑的分析论证都清清楚楚，十分严密。后来在课堂休息时去翻看他捧的那本书，原来是托马斯·阿奎那的一本拉丁文著作。那时我对阿奎那知道太少，记不得是哪一本著作；根据阿奎那的著作分析讲授形而上学的问题，确实是高明的办法。 摘自《不仅为了纪念》，作者：汪子嵩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5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