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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验与超验的混淆 过去人们正面谈论“超验”问题，往往会有唯心主义之嫌，因此，“超验”一词在以往总是带有贬义的色彩。其实，作为与“经验”相对称的专业术语，它只是一个中性词。事实上，“超验”只是无法被旧唯物主义接受，却可以、而且已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改造和利用。 “超验”这一哲学规定并不神秘。举例来说，波普尔基于“归纳跳越”难题所凸显的证明困境，就体现了全称命题的超验性质。以“凡天鹅皆白”为例，人们无论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总是一个有限数，它永远无法排除出现非白天鹅的可能性，因而这一全称命题能够被证伪，却不能被证实。这就是由命题本身所固有的超验性决定的。 经验与超验的混淆，和前提与理由的混淆、“是”与“应当”的混淆彼此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后两者既是经验与超验混淆的原因，又是其表现形式。毋宁说，经验与超验的混淆是后两种混淆在元哲学层面上的投射。追溯前提的发生学方法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立场，用这种方法处理哲学问题，必将遮蔽哲学的超验视野。同样地，事实判断同经验层面相对应，而价值判断则与超验层面相对应，两种判断形式的混淆，也将使哲学的超验立场变成一个知识论问题。 经验与超验的混淆严重干扰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解读，它使得哲学日益表现出明显的实证化倾向。这种倾向典型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哲学的形式化探求。哲学形式化乃是哲学实证化倾向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表征。当哲学的形而上学追问被当作一个知识论问题处理 时，哲学的表达方式就需要以“清楚明白”为特征的精确化。自80年代以来，国内哲学界提出了种种有关的方案：一是数学化。有学者认为：现代哲学不仅应该而且能够数学化，因为“数学化是衡量哲学的科学性、真理性、可靠性、精确性及在实践上有效性的数量尺度”（注：刘锋：《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还有学者把数学化作为哲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指出：数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渗透”，“实际上是一种进步，是哲学现代化的一种表现”（注：黄楠森：《谈谈哲学现代化问题》，载《现代哲学》1985年第1期。）。二是实验化。有学者提出：“用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哲学问题，有可能使哲学研究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开辟哲学研究走向定量和实验的道路”（注：童天湘：《哲学也可以定量研究与实验研究》，载《读书》1981年第11期。）。三是模式化。有学者宣布：“我相信有用的哲学操作有这样的模式：存在着需求X，有思想方法a,b,c,…n．为满足X，a是唯一的或最好的”（注：赵汀阳：《哲学操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 第二，科学概念的哲学移植。例如，在物质观方面，引入物理学意义上的“实体”和“场”，试图丰富和深化哲学的物质范畴；在辩证法方面，援引系统论中的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等概念，以充实辩证法体系的内容；在认识论方面，借用信息论和控制论中的“信息”、“反馈”等概念，以解释人类认识现象；在历史观方面，则纳入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学概念，用“自组织”、“分叉”等说明人类社会由自发到有序的生成。殊不知，这类横向移植不仅仅改变命名，更根本的乃是改变哲学的视野和思考方式。它要么使物质变成与人的实践无关的自在之物，要么把人的精神现象和存在方式降低到生物学水平。这种做法完全忽视了科学概念在哲学论域中的内在局限性，使哲学的“反思”沦为科学式的“反映”。 第三，哲学研究和证明方法的科学化。由于在哲学研究中使用发生学方法，人们往往摧崇和选择溯因法，即对原因的无止境的追问。这种原本适合于科学领域的怀疑精神，被引进超验的形而上学领域，甚至对逻辑自明的绝对本体也予以怀疑。这其实是对怀疑方法的误植和滥用，因为“在不能提出疑问的地方想表示怀疑，显然是无意义的”（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4页。）。另外，许多哲学论著常用一些科学事实作为“实例”，形成“原理＋例子”的模式。问题在于，实例的功能有二：一为“说明”，一为“证明”。前者属于修辞，取例子的象征义，通过比照和喻指使人领悟深刻的哲理；后者则属于逻辑，取例子的指称义，其作用在于使命题获得充足理由。这正是实例在哲学和科学两种不同语境下的功能差异。然而，在哲学论著中，实例却往往被用来“证明”而非“说明”哲学问题。这种科学式证明改变了哲学实例的功能，以致于危及到哲学的超验性质。 第四，哲学功能的实用化。由于受到整个社会市场化的影响，加上消极地总结以往哲学存在方式的教训，近年来出现了“应用哲学”的建议。它主张哲学不应再关注思辨的形而上学问题，而应当回归现实生活，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性方案。这种对哲学的实用主义期待，很难避免哲学的庸俗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