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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90年代末，一方面是“世俗化”泛滥，大众文化普及；另一方面，继承1980年代人文主义与启蒙主义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指称一部分人为“新左派”，并由此展开了持久的论战。 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不同于中国五四时期反传统的自由主义，它认定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上的改良和渐进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和冒进；其次，它认为市场经济是推动政治、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变革的有力武器，也是消除专制基础的有力武器。⒄它强调强自由，弱国家。因而当崔之元们提出超越“社”“资”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创造出一套超越传统两分法的新的语言和话语结构时，自由主义者为他们扣上了“新左派”的称号，并且在日益激烈的学术讨论中呈现出对新左派的妖魔化倾向。 1997年开始，《天涯》杂志陆续刊登王彬彬《读书札记: 关于自由主义》（1997.2）、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7.5）、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1998.5）、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1998.6）等文。此外，《读书》杂志、《二十一世纪》等书报杂志上近年也刊登过一些“新左派”文章（主要有崔之元、张旭东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一直停留在学术层面，其媒介话语范式一直带有学术气息，然而大众传媒日益显示出“亲民”属性。其原因首先是经济压力：自1997年1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起，我国大众传媒作为产业进入官方认可的发展渠道。之前由周末版到晚报热再到都市报热的发展轨迹将传媒人的思考轨迹自然地引向传媒的商品属性。塞缪尔·温治在《画出新闻的文化空间》一文中提到，主流新闻与小报新闻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公众“需要的”，一个是公众“想要的”。那么，对于这一块因想要而产生的奶酪，传媒没有理由不展开一场盛宴。各类游戏类节目的兴起、娱乐新闻的大量出现，充分弥补了公众的知情欲。由卡耐基自传开始衍变的各类成功学著作则为公众对于财富与成功的渴望寻求了一个发泄与依靠的场所——从早期的《穷爸爸，富爸爸》，再到后期的《谁动了你的奶酪》《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传媒以循循善诱的教导者身份铸造着媒体圣经的神话。 但值得注意的是，媒介在其商品性方面的热衷是否出自于其自身精神的直接映照？韩少功在《哪一种“大众”？》中提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定义为中产阶层的的群体已经由原来的百分之五扩展到百分之七十甚至更多，加上不断补充着这一阶层队伍的广大市民，一个优裕的、富庶的、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大众正在浮现。”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转入清贫者之列已成为普遍现象。对财富的寻求与膜拜在媒介频频出现，既是公众心理的折射，也是知识分子群体复杂心态的反映。 其次是政治压力：2004年10月26日，《新周报》创立。创立群体力求将其办为“具有时代和社会责任感的主流新闻大报”⒅它以超越巅峰时期的南方周末作为自己的目标，因而在话语选择上倾向于揭露性与爆炸性的新闻，“南师大女生陪舞案”、“女播音员猝死案”等报道为其迅速打开市场，挑战南方周末的口号也为其吸引了诸多关注。但是，过多地关注负面新闻以扩大发行量的做法以及“长期在制外漂荡，游走于江湖，形成了一种‘边缘心态’⒆”使这份报纸在2005年3月15日正式停刊。 再次是文化心理上的矛盾：2002年起，《南方周末》新任主编向熹重新定位受众群体，“6000000知识型读者”成为其目标受众群，因为他们能影响我们的时代。《南方周末》的启蒙传统开始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某些孜孜不倦的政治理想，将大众话语由传统党报的枯燥乏味引至一个新鲜的框架，成功地进行着对读者的议程设置。但正因为如此，《南方周末》被异化为“一个道德的化身，一个媒体的圣经，一份右派的报纸，一个政治的评判符号⒇”。这种脱离其本意的评判使其被体制与受众双方所误解，反而使自身陷入孤立状态。 在这样一场寻求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嘈杂盛宴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中国自由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掩盖住其在媒介话语范式上体现出的内在一致。⑧那些基本价值和主要关切并没有背离自由主义或当时主要关切为问题取向的论者所以被指称为和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新左派”，乃是因为他们的论点被认为或直接或间接地对9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自由主义状态构成了批评与挑战，而非其当时基本价值立场和主要关切背离了自由主义或不能有机整合进自由主义。(21)而此时媒介话语范式却拥有惊人的一致——媒体均认同人文关怀的取向，尽管不同的媒体表现方式是多元的，尽管不同的媒体在世俗化与精英化方面有着相悖的理念。 五 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从三角张力的笼罩开始，直至寻求人文精神的突破，再至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战，均隐喻在经济发展范式之中。而媒介话语在重重范式之中所坚持的人文寻求取向，既令人欣慰，又为媒介话语的发展提出反思：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文人论政还是稍后的政治家办报，其坚持理念的出发点是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士大夫”式的责任感，这份责任植根于我们的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化中。但是，外来理念的冲击要求一个公民社会的建成与完善，这就不仅仅要依靠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心，还需要公民对权力与权利意识的重新认识与使用。知识分子，传媒人所担负的角色不再仅仅具有启蒙意义。譬如报纸，其话语范式不能局限于新闻的再现，其工具职能的浮现会打破教化职能一分天下的局面。所以，人文精神内核仍在，但是知识分子这个主体的自我定位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清高族群，这种身份与职能的转变，对于统一理念下的思潮的不同表现形式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 从空间的角度看，我国地域的特点决定了媒介话语范式在空间上发展的不统一。这就造成了曾经的《南方周末》一纸风行，但是同期其他报纸望洋兴叹的局面，诚然，当时的广东拥有较为开放的舆论环境，而即便如此，《南方周末》也不能摆脱其《北方周末》的戏谑称号。空间不统一，发展方向不统一，使得理论上处于不同时期的媒介话语范式表现在同一时间段。诚然相对先进的范式会对其他范式起到借鉴模式的作用，但是，这也容易造成当年《新民晚报》模式泛滥的局面，影响传媒自身的发展。 戴维·阿什德（David L.Altheide）说过，在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生活内容是被程序化了而不是被生活着，被记录着而不是被记忆着，被搜寻着而不是被理解着。(22)在如此被动的时代中寻找思想光芒的指引永远是一项令人充满欣喜的挑战，我们期待知识界新一轮的拥抱。 [参考文献] ⑴⑵⑸林同奇 文，周勤 译《25年来思想论域之演变1978-2003》。广州，《书城》，2004年第11期。 ⑶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传媒与都市艺术》，转引自《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蔡敏，《现代传播》，2002年第6期。 ⑷转引自蔡敏《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 ⑹陆晔，《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4期。 ⑺黄旦《8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媒的基本走向》，《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⑻朱光烈《从直播到电话参与：中国新闻改革的传播学道路》，《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⑼洪兵《〈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访谈》，“媒中媒”网站。 ⑽⒄(21)方沂《当代中国思想论争的历史品格与知识品格》，《书城》2004年第11期。 ⑾⑿陶东风，《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http://www.cctv.com/tvguide/tvcomment/tyzj/zjwz/623_2.shtml。 ⒀⒂江艺平《南方周末》1998年末献辞。 ⒁江艺平《南方周末》2002年元旦献辞。 ⒃陈晓明：《人文关怀：一种知识与叙事》，《上海文论》，1994年第5期。 ⒅《新周报》2004.10.26发刊词。 ⒆冯小平，2004年9月7日在 《新周报》采编人员培训大会上的演讲：《〈新周报〉人的新闻寻求与办报的政治分寸》。 ⒇许南欣，高磊《〈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向熹采访录》。 (22)戴维·阿什德（David L.Altheide）《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序言2页。华夏出版社2003。 [参考资料] [1]胡银根，《人文精神涵义等若干问题研究》。《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 [2]吴炫，王干，费振钟，王彬彬，《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之“人文寻思录之三”）。 [3]时统宇，《电视传播不能弱化人文精神》，《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网站：http://www.zjol.com.cn [4]方汉奇 主编，《世界新闻传播1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版。 [5]（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版。 [6]刘悦笛，《“人文精神”论争再思录》。 [附注] ①范式，是指对经验和信息的选择、组织和展现（Snow,1983）,转引自戴维·阿什德（David L.Altheide）《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10页。 ②这涉及到主流媒体选择的问题。喻国明在《解析传媒变局》中提到所谓主流媒体的条件：1，从传播规模上看，它必须具有相当的社会接触规模和人群覆盖密度；2，从传播内容上看，它一定是社会运行的“守望者”，舆论监督的执行者，它一定是靠“硬”新闻作为其第一卖点的，它的主打内容是回答社会现实发展的“基本问题单”上的问题的；3，从传播效果上看，它所亲和和影响的应该是社会行动能力强的人群，即主流人群的思想观念和意志行为。本文认为，在特定时期内，中国的主流媒体不一定具有权威性，这种在某种政治意味上的特意回避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主流媒体在主流人群中的认同度，所以本文个案的选择上采取主流与权威二者综合考虑的形式，下文中，《南方周末》的个案选择乃至《人民日报》在某些场合的缺席即为基于此种考虑。 ③林同奇，其文《25年来思想论域之演变1978-2003》是为柯雄文（Antonio S. Cua）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撰写的条目，旨在向西方人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哲学—思想的演变，也是一种个人的诠释。 ④关于人文精神、人文主义与人文关怀：人文精神是作为人的意识形态领域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理解所作出的反映。人文主义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它是作为欧洲中世纪神学的对立物而产生的，要求把人、人性从封建神学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反对野蛮、愚昧与迷信的世界观，提倡人的个性发展与思想解放。它强调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权益，特别关心贴近人的精神层面方面的问题。它颂扬理性，崇尚知识，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和崇高，大力倡导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而人文关怀脱胎于人文主义，其核心表现为对人的精神价值的重视以及对人性的根本关怀。我国传媒使用的有关人文方面的意寓，多为人文关怀层面，表现在操作上为：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与呼声，对女性与儿童话语权的重新审视，由隐私报道而产生的争论与思考，对灾难性新闻处理的反思等。我国19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肇始在文学领域，1993第6期在《上海文学》发表的一篇对话录《旷野上的废墟》，开始明确提出“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在此之后，围绕着“人文精神”的论争便超出学术藩篱和地域限制，从文学领域扩展到其它人文学科而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1994年，《读书》杂志上特别开辟出“人文精神寻思录”的专栏，分别以《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能否可能》、《人文精神寻踪》、《道统、学统与政统》、《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文化世界：建构还是解构》为题发表了一系列的对话录，开始将这场论争推向高潮。这些对话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对近现代二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史、思想史进行重新梳理与阐释，追寻现代人文精神失落的历史原因的问题；提出中国知识分子进行自我反省、怎么会丧失人文精神、如何去重建人文精神等问题；对当前文化现实及其热点进行批评的问题。1994年下半年的《文汇报》以《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为总题又发表了四个专版的专题文章，1995年下半年的《光明日报》、《作家报》等连续以专版继续谈论这个问题。 ⑤本文所涉及的媒介话语主要为第一个层面中传统的媒介话语形式即报刊、电视、广播、书籍，且为艺术表现层面的涵义。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反对阐释》中曾经提及过反对内容阐释的原因：“通过把艺术作品消减为作品的内容，然后对内容予以阐释，人们就驯服了艺术作品。阐释使艺术变得可控制，变得顺从。”由此，本文倾向于从范式的角度而非内容角度来定义媒介话语。 ⑥王若水 (1926-2002)， 1977 年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评论、理论和文艺。作为一名在体制内生活多年进而又对体制进行痛彻反思的思想者，王若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1980年代，发表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后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1990年代发表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著作有《为人道主义辩护》、《智慧的痛苦》等。他认为，本世纪以来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观点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误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其哲学思想，名之曰：唯人主义。人的需求包括生存、享受、发展，而发展（即创造性劳动）是人自由的根本体现。 ⑦《南方周末》原记者迟宇宙曾这样形容：年老的海明威是这么回忆巴黎的：|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 那么在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会与你同在| 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南方周末》就是我们的巴黎，是我们流动的圣节。 ⑧自由主义者徐友渔指出：“90年代的自由主义是80年代人文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潮的继续。它直接将人文价值的主张从前者的哲学层面转向后者的制度层面。”新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汪晖则强调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新的自我认同，并指出：“新的理念和新的自我认同需要新的、能够提供其社会实践的社会制度。”这两方都认同制度改革中尚待解决的问题性将进一步呼吁人文寻求的落实。(作者：赵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