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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礼之数是否相称，直接关系到是失礼还是合礼的数量界限。《左传》文公四年载：“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这里的过数，杨伯峻先生就注为：“谓过其礼数也。”《公羊传》隐公五年载：“初献六羽。”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僭诸公也。……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何休解诂：“论其数可以正其容。”[5] 礼数作为一种制度规定，它到底是代表礼中的次要方面，还是关涉礼的本质，人们对此一直有两种意见。一是曾子的“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为代表，虽然曾子的本意是从笾豆礼器陈设的角度论定为有司的职责，但他开启了人们误笾豆之事为礼中未节的看法。他并没有涉及到笾豆之数的制度问题，但在《礼记》中，以笾豆之事为礼之未节的论调多有所见： 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未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未节也，故有司掌之。（《乐记》） 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乐记》） 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记》） 这些不同的说法，都多少带有忽视礼的器物层面的内容。在不同时代，或不同时代风尚下，如何处理礼数问题，总是在看轻它和过份强调它之间动摇。当子路哀叹贫穷所带来的可悲命运时称：“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礼记·檀弓下》），孔子让子路从拘泥于礼数的形式主义中跳出来，认为无论生活多么贫穷，那怕是吃豆粥，喝清水，只要能让老人开心，就可以看作是孝子了；父母去世了，衣服能够遮盖头首四肢形体，入敛后就埋葬，即便没有外棺，只要办丧事的花费和自己的财力相称，也就可以称作是依礼办事了 [6]。相反，在人世间，每每有三牲之养，却不能让父母尽欢，也有仅仅以厚葬作为炫耀财富的手段，并不自觉地陷入僭礼境地，这种种非礼的存在，正表明贫穷并不是妨碍人们行孝尽礼的理由。 在礼与财货的关系中，礼反对富人因富而逾越礼数的厚葬，但允许穷人因困顿而实施的薄葬。子游问丧具。孔子的回答是：“称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恶乎齐？”夫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礼记·檀弓上》）“称家之有亡”则是在礼的相符论中，提出了除名位、感情之外的另一向度，这就是财货，子思则在践礼与礼制相符论中，更加入了“时”的因素。在《檀弓下》篇中： 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善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尽管子思是圣人之后，但在葬母的仪节方面，他并不在意前来观礼的人们的看法，他认为一种礼能否实行，既要符合制度性的规定，要“有其礼”，同时要有经济条件，还必须有合适的时间、机遇，这些非践礼主体所能控制的因素，并不是观礼者所能体察的，因而一种礼仪能否达到旁观者的心理预期是不足挂怀的，丧礼中的人更没有必要为了迎合世俗的耳目之好，而做出与自己的财、礼、时不相符的举措。这一派人对礼学的认识正是重礼意而轻礼数，它是对拘泥于礼数的形式派的反动。《檀弓上》所载国子高的观点，也颇有从礼意的层面反对注重礼数的意味。国子高谓：“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树之哉！”孔颖达对此解释为，“子高之意，人死可恶，故备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为坟，而种树以标之哉！”所以，清代学者江永以为国子高这种“择不食之地而葬”，且不欲封树以标志，表明他或为“恬淡寡欲，而达于生死者也。”[7] 《礼记》作为不同礼学取向的汇集，礼意重于礼之数或形式的思想倾向时有所见： 鲁人有周丰也者，哀公执挚请见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问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对曰：“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以莅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礼记·檀弓下》） 在此，周丰强调礼义、忠信、诚悫之心，而不在于“作誓”、“作会”这种外在的形式，他以为有虞氏、夏后氏这些远古氏族社会民信、民敬于不知不觉之中，其论证礼意优先性的方式与庄子的思路相同，只是在庄子那里，自有虞氏开始，正是人类文明史上礼意失落的起点。同样，周丰将殷周二代民叛、民疑归之于作誓、作会，与历史的实际也是有距离的，所以，陈澔解之为：“大禹征苗，已尝誓师，誓非始于殷也；禹会诸侯于涂山，会亦不始于周也。……誓之而畔，会之而疑，则始于殷周耳。”[8]在周丰这派人看来，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忠信，与其有心地去固结，不如无心地去感化，用忠信的行动去感化别人远胜于作会、作誓这些外在的形式。 正像前面所提到的，在孔子门徒中，曾子是一个将笾豆之事完全委之于“有司”去考虑的人，在人生的践礼过程中，他关注礼意甚于礼数，齐国大夫晏婴是他心向往之的景慕对象。从晏子对礼的践履及其主张看，晏子确是一个重礼意甚于礼数的人，他认为：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这可以代表晏子对礼意的主张。又由于晏子所事奉的齐景公，是一个荒淫残暴的人物，他的统治手段表现为繁刑与横征暴敛，因而给治下的百姓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晏婴曾指出： 县鄙之人，入从其政。偪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左传》昭公二十年） 齐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所以晏婴批评他是“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史记·齐世家》）。这样下去，只能斩刈民力，齐国的统治将毁于一旦，因此他建议齐景公要薄赋敛。而薄赋敛的直接后果，将使实施礼乐制度的财货大为减少。因而在如何解决薄赋敛与践礼所需的财货矛盾时，晏婴提出了尚节俭的主张。他自己身为齐相，仍然“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以节俭力行著称于春秋诸国。《左传》载，晏婴的住房靠近市场，低矮潮湿，喧嚣吵闹，齐景公要给他换到高处去，晏婴推辞说：“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旅里？”（《左传》昭公三年）从历史的记载中，可见晏婴节俭的主张并不是说说就算了的，他是自己主张的力行者。他的节俭，使曾子对他敬重不已，认为“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礼记·檀弓下》）他认为晏子有恭敬之心，是真正的知礼者。 但是，心知礼意而没有按礼制的要求来践履礼，依然是要受到非议的。在践履礼要与礼器之数相符一派的人看来，晏子与管仲的践礼实践，适足以成为礼学中不及数与过数的两个典型。所以，当曾子因晏子的恭敬之心而称他为知礼者时，孔子的另一高足有若则认为晏子为不知礼者。有若曰：“晏子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返。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晏子焉知礼？”（《礼记·檀弓下》）有子依据礼制的尺度，认为狐裘贵在轻新，晏子三十年而不易，是俭于己也；遣车仅有一乘，而不是大夫应具备的五乘，是“俭其亲”的行为；礼中规定，埋葬亲人后有拜宾、送宾等礼，晏子却埋讫亲人即还，这是一种“俭于宾”的行为，这三个方面均表明晏子因为力行节俭的主张使自己成了一个失礼者，因而，有子从践礼与礼之数不相符的角度，反驳了晏子知礼的说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