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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仁政王道”的思想非常丰富、具体，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在经济上，实行井田制，“制民之产”；薄其税敛，减轻征税，“取于民有制”。在政治上，尊贤任能，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宽省刑法，重教化而轻政令，他说：“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以尧舜之世”（《孟子·告子下》）。 孟子的理想主义政治观首先表现在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告子下》），“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滕文公上》）；重视道德主体独立理想人格的建构；并且设定“天爵”、“人爵”之分，以德抗位，尚道蔑势，能够“说大人，则藐之”。孟子的个体道德人格建构的目标是“大丈夫”，即：“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孟子·滕文公下》）且能够“思天下之民”、“自任以天下为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次表现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尽心上》）他的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君主存在的根本，统治者必须为民谋福利，否则便可变置江山社稷和帝王君主。民心民意是衡量统治者政治得失和是否发动战争的标准。孟子认为，如果战争对人民有利，可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便可以“诛其君，吊其民”。他认为武王伐纣不过“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他反对为了诸侯争霸而实行的富国强兵，认为那是助纣为虐：“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告子下》）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把人民的生命财产看作第一位，而把夺取天下的不义之战放之其次。再次，孟子对君臣关系的论述，也不是一味地强调“忠君”，而要求互相尊重。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这也体现了孟子重视人格平等而不以势观人的超俗品格。 进一步，我们可以概括出孟子民本思想的特点： 第一，批判性。孟子过分夸大了道德力量在社会历史活动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固然有其局限性，但理想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超越的，以理性主义批判现实的矛盾与荒谬，也是思想之为思想对社会的贡献。孟子依此来批判不义之战和暴政，对后世督导君权、激励贤良及封建社会的自我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千百年来，它一直成为明君贤臣进行自我反省、追求治国安邦理想的理论武器，为其统治人民、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警醒作用。 第二，平民性。孟子的学说是平民（包括小地主、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利益的代表，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有尊重民权的意味；强调统治者应尊重民心、民意,“取于民有制”；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强调个体独立道德人格的塑造，用“天爵”和“人爵”之分强调不同等级之间的人格平等性；重“天爵”而轻“人爵”，以德抗位，尚道灭势。 第三，进步性。孟子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从理论上证明了人具有先天平等性，并且以德抗位，尚道蔑势；看到了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出制约君权的思想；提出了许多以利民为本的仁政王道的各种具体措施，显示了其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理性主义精神，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 综上所述，孟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而且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政治家，以民心、民意、民权为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显示了其匡时济世、救民水火的抱负胸襟，孜孜不倦、为民请命的贤德使命感。在世俗的人看来，此种态度也许有些迂阔，不识时务，但从人类终极关怀的层面看，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恰恰是哲人之为哲人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