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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说：“老子认为，万物的形成和发展有四个阶段。首先，万物都由‘道’所构成，依靠道才能生出来（道生之）。其次，生出来以后，万物各得到自己的本性，依靠自己的本性维持自己的存在（德蓄之）。有了自己的本性之后，再有一定的形体，才能成为物（物形之）。最后，物的形成和发展还要受周围环境的培养和限制（势成之）。在这些阶段中，‘道’和‘德’是基本的。没有‘道’，万物无所从出；没有‘德’，万物就没有了自己的本性；所以说：‘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但是，‘道’生长万物是自然而然的如此的；万物依靠‘道’生长和变化，也是自然如此的；这就是说没有什么主宰使它们如此，所以说：‘莫之命而常自然’[54]”。 自然（自由）的生活是人的天性，人和人类社会的生成是自发的。因此，伦理道德必然是在人与人的相互磨和与共识中产生的，社会具有自发产生伦理规则的能力。社会自发产生的道德伦理秩序最为符合人的自由天性。 既然天地没有为人类预设什么道德原则，而人类中的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利来做这件事情，且社会具有自发产生伦理规则的能力，那么社会的伦理秩序与原则只能是相对自由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磨合中有意无意的共识中自发产生的。老子认为宇宙的发展本身没有任何目的，它只是运动发展，仅此而已，所谓的天意只是“以己是为是”的人为的情感投射。道不可能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设置什么终极的目的，天地也没有为人类社会设定某中目的和某种道德律。 老子不仅认为伦理原则应由社会自发产生，不能从外部强加于社会，还认为道德伦理是多元的，不必也不能强求一律。这一点，在老子与孔子关于礼法的分歧中可以清晰的看出：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55] 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无以为；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壁而扔之。 故失道而后德，矢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56]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57] 与孔子相比，老子并没有否认道德伦理的积极意义（如“绝仁弃义，民复孝慈[58]”），只是认为不能把道德标准人为的强加于社会。在一个国家里，人们不一定要相亲相爱，互不侵犯就可以了，不能逼人行仁义。老子反对礼治，认为道德标准的制定是社会自身的事情，礼治只是家天下的统治者企图操纵人心、把一己之道德标准强加于社会（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壁而扔之。[59]），破坏了社会自身的自由与和谐，才造成社会的动乱的失衡。（老聃曰：…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无股无胧，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灌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遇智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釿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60]）老子认为社会失范是统治者失范（下德不德是以无德）所造成的.在道德伦理方面，孔子关心的是道德本身，而老子关心的则是道德的来源，两者的侧重不同。老子认为善恶等道德原则应由社会自发产生的，不是也不应由统治者或智者来有意制定；而孔子则要为天地立心。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老子并非无所谓善恶的道德虚无主义，而是主张善恶标准的决定权应该在整个社会，而不在统治者或贤人手中。如果天下只有统治者认可的道德观念才是善，就等于把善建立在恶的基础上（统治者有很大的做恶的可能和能力），善也就变成了恶。怎么可能天下人都知道或都遵守某种善的标准呢？这必然是统治者强力推销的结果，是虚伪的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61]）以礼治国或以德治国实际上赋予了统治者垄断道德标准制定的权力，统治者一定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制定道德标准并强加于百姓，以善的名义做恶，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美德和自由（下德不德，是以无德）。国家或统治着掌握着暴力，当国家借助暴力推行某种道德时，实际上是在为统治者推行恶，因此，“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强制推行道德的结果就是，人民就会仅仅因为恐惧而遵守美德，而人越是不自愿就离美德越远、离自由越远，愚昧就开始了（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