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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那些喜欢引用“子曰”的人们中间，可能已并非什么秘密，故对“子曰”的分析、判定、鉴别，在孔门后学那里很早便已开始。据《孟子·万章上》，“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儒家重视君臣父子之序，同时又主张“尚贤”，这样，“盛德之士”与君主、父母如何相处，便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孟子》的上述内容也见于其他典籍，《墨子·非儒》：“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蹴然，此时天下圾乎!’”《韩非子·忠孝》：“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可见，“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已成为当时一种较为流行的“子曰”，但孟子经过分析，则斥之为“齐东野人之语也”。又据《荀子·儒效》，“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趋走堂下，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孰谓周公俭哉！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曰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故外阖不闭，跨天下而无蕲，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戒矣哉。’”周公“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与儒家的道德标准完全一致，说孔子有这样的言论并非没有可能，而荀子则通过分析周公代成王摄政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荀子的结论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他不停留于“子曰”的外在形式，而是将“子曰”的内容放置于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中来进行解释、判断、分析，荀子的这种“释古”较之于那些非“信”即“疑”的简单做法显然更为合理，也更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所以对于典籍以及出土文献中的“子曰”，与其急于将其归于孔子，以放大孔子的思想，塑造新的孔子形象，不如通过“释”——具体的解释、分析，以区分众多“子曰”的真正归属，并在“子曰”的形式下探求儒学思想的发展演变。 （作者梁涛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①] 邢文：《楚简〈缁衣〉与先秦礼学——孔子礼学的再考察》，载《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下册第1784页；又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②] 孙希旦：《礼记集解》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97页。 [③] 胡玉缙：《辑子思子佚文考证》，《许庼学林》卷六，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4页。 [④]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十三（1924）年版，第101页。 [⑤] 参见拙文：《郭店楚简与〈中庸〉公案》，《台大历史学报》第25期，2000年。 [⑥] 原文为“虽非正其辞”，据文意改。 [⑦] 参见王葆玹：《晚出的“子曰”及其与孔氏家学的关系》，载《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论文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下册第1820页。 [⑧]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361页。 [⑨] 笔者曾指出，早期儒学包括六艺之学（早期经学）和社会人生之学（子学）两个层面，《论语》所记主要是孔子社会人生之学（子学）的内容，而主要不是其关于六艺的言论。参见拙文：《早期儒学的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光明日报》2004年8月5日。 [⑩] 笔者曾指出，汉代确实有《论语》类文献，这就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记录的《论语》类文献，包括《论语》、《孔子家语》、《孔子三朝》、《孔子徒人图法》以及各种解释《论语》的《说》和石渠《奏议》等。 [⑪] 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阳货》）与“勇而无礼则乱”（《泰伯》）；“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子路》）与“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以上两段文字中，“义”和“礼”实际可以互换，二者含义基本相同。 [⑫] 陈大齐：《孔子学说中的义》，载氏著《孔子学说论集》，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 [⑬] 这样的规定在先秦典籍中常见，如，“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尽心上》）“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荀子·大略》） [⑭] 余敦康：《夏商周三代宗教——中国哲学思想发生的源头》，《中国哲学》第24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⑮] 参见拙文：《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运〉的作者与年代》，《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4辑，2004年。 [⑯] 清钱大昕说：“《坊记》一篇引《春秋》者三、引《论语》者一。《春秋》孔子所作，不应孔子自引，而《论语》乃孔子没后，诸弟子所记录，更非孔子所及见，然则篇中云‘子言之’、‘子曰’者，即子思子之言，未必皆仲尼之言也。”（《潜研堂文集(卷十七)•论子思子》） [⑰] 冯友兰：《冯序》，《古史辨》第六册，开明书店，1938年9月；《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世界日报》1935年5月14日。 [⑱] 廖名春：《试论冯友兰的“释古”》，《原道》第6辑，2000年；又载廖名春著《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⑲] 郭沂：《从“疑古”走向“正古”》，《光明日报》2002年7月16日；全文又见《孔子研究》2002年第4期。 [⑳]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中国文化》第7辑，1993年；又载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谈“信古、疑古和释古”》，《原道》第1辑，1994年；又载李学勤著《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廖、郭两文均忽略了唯物史观这一点，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将史学理解为狭义的史料学。 [21] 参见拙文：《“仁”与“孝”——思孟学派的一个诠释向度》，《儒林》第1辑，2005年。 [22] 参见拙文：《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运〉的作者和年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