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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新理学》发表的六、七年后，冯友兰又撰成了贞元六书的最后两本——《新原道》和《新知言》。在这两本书中，他对自己的本体论思想进行了十分简明的表达。他指出新理学的形上系统中有四个主要的观念：理、气、道体和大全，它们都是没有积极内容的形式观念，可由四组形式命题推出。在本文之内，我们仅探讨理、气观念及推导出它们的命题。 冯友兰的第一组命题是：凡事物必都是什么事物，是什么事物，必都是某种事物。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借用旧日中国哲学家底话说：“有物必有则”[19]。他认为，这组命题的、也是其余三组命题的唯一事实前提是“事物存在”。从此前提出发首先可推出其中第一个命题：凡事物必都是什么事物。我们说，这个命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同语重复，而是由宽泛概念到具体事物的落实过程。这里的“什么”一词当作简单说明：它本来是一个疑问代词，作肯定意义的定语时表示疑问的内容作此定语内容。在这句话中，它指的是事物的具体规定性。那么，这个命题的意思也就是：凡事物都是具体的事物。由此冯友兰推出第二个命题：是什么事物必都是某种事物。这是由个体到类的推演过程。这里出现了“类”（种）的概念，可这是无法从命题前提及第一个命题中推出来的。如果想要保证推论的逻辑严谨性，只有实现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或之二，类概念的介入才有“合法性”。1、类的存在是自明的；2、类是一种被证明了的设定。冯友兰的使用显然是根据第一种情况。可类的存在是自明的吗？从认识论上看，它反映的是特殊和普遍、殊相和共相的关系问题，而这是西方哲学史上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问题。本文无力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认为：虽然对类的理解不一，但对人类认识、人类语言（而不是实存）中的类现象的存在大家还是承认的。在一般常识的基础上，不考虑类的所指，只肯定语言中类的存在，这时，它是自明的。但这种自明不是逻辑上的自明，而是现实用法中的自明。冯友兰由此推出的第三个命题是：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这里的“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即是事物之理。上文已言，“所以”一词意义甚为丰富，我们可以理解为某种事物的广义存在条件，至少包括形式条件和质料条件两大类。而冯友兰此处仅指前者，即某种事物的形式，或说某种事物种的形式规定性，也就是他所谓的“理”。我们暂不考虑这三个命题中的表述问题（这和对程朱某些表述的继承有关），仅就理的实质内涵来说，以“种”或“类”来规定理也是不全面的。在新理学系统中，除掉类之理，显然还包括诸多的关系之理、变化之理等。这些也许可以从共相、殊相的角度被归约为类之理，但其它角度无疑也不应被忽视，而且，其它角度上的理也不应、也不可能总被进行归约处理。因此，无论是就新理学的体系逻辑、还是就新理学作者自己的思想应然来说，理的涵盖面都是极为广阔的，类之理只应是其中之一种。但不管怎么说，通过这种自明的类还是可以证明理（虽然这和冯友兰理解的理有些差异）的存在，只不过这和这组命题的推论过程关系不大。 第二组命题是：事物必都存在。存在底事物必都能存在。能存在底事物必都有其所有以能存在者。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的话说：“有理必有气”[20]。这组命题是严格的逻辑推论命题。由“事物存在”的前提出发得出第一个命题：“事物必都存在”，是对前提的必然性肯定。第二个命题“存在底事物必都能存在”是对第一个命题的可能性肯定。第三个命题“能存在底事物必都有其所有以能存在者”则可视作对第二个命题成立条件的肯定。这仅是就这三个命题的语言意义来说，冯友兰通过这三个命题所表达的思想尚需要进一步解说。由于他在上组命题中已肯定了事物的形式规定（理），这组命题则应是推出事物质料性的依据（气）。但是，同上文的“所以”道理相同，“所有以”不足以推出物质性依据的意义。这组命题中的“存在”一词也是一个关键点（类似于第一组命题中的“种”），冯友兰根据康德的说法指出：“存在”不是事物的性质，而是仅表示“事物的建立”[21]。如果这样理解“存在”，那么，“所有以能存在者”似乎可以指质料性依据（气）。但这里的质料依据就不是被推出来的，而在唯一的推论前提“事物存在”中就已经蕴涵了。这样，冯友兰这组命题的推论似乎便没多大必要了。 实际看来，虽然这两组命题都采取了逻辑推论的形式，但理气均不是逻辑推论的结果。理来自现实中的一中常识，依靠经验中的用法；气则来自对“存在”的意义设定。因此，这两组命题的推论过程对于理气观念实际上是不必要的。从《新理学》到《新原道》，冯友兰的理气观没有改变，但议论形式则由举例说明转到逻辑推论，《新知言》则对《新原道》进行了补充、修正。但是，冯友兰自己心目中的理气观从没得到充分的论证，这不仅和他对理气观的理解有关，也和他的论证方式方法有关。 也许，根据新理学的体系逻辑我们可以对冯友兰的理气观进行些微改进。首先，正如上文所言，将理由“类之所以”的意义扩为“万物之间所有关联之所以”的意义，尤其要给“动之所以”以基本地位，以打破新理学存有论过于静态的倾向，使之增加活泼变动的现实特征。其次，给气以存在之性，以接通理和实际世界的关联，也避免了真元之气无所着落又无可言说的悖论地位。再次，理事、理气不再进行先后比较。最后，“依照说”本就是无法证实无法证伪的观念，不妨在其内容中加上自然观点，即使“依照”成为一个自然的过程，由于理的应然特征，依照就成为自然和应然的合一。以上几点也仅是依新理学的逻辑可能性而做的几点修正，很难说是有力的哲学解答，但也许可使新理学更合理一些。 三 最后，须简单说明一下本文的方法论问题。对于哲学家思想的考察一般说来有两种最为基本的视角，即哲学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前者主要着眼于宏观把握、整体分析、哲理的分疏阐释，后者不妨视作对细部真实的追索。本文除试图在前一层面有所工作外，对于后者更着力一些。也就是说对于冯先生的思辩细节、论证方法、语言表达更加注意，希望通过对他思想细部真实的探讨为宏观研究奠定基础。 在这个视角上我们的标准是哲学的一般标准：即语言达意、概念明确、论证符合逻辑。不知我们的要求是否过严，在这样的标准上，冯先生新理学的理气观中存在上文指出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但使其形上学不能达到一般要求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且深层地影响了他《新原人》中的人生论，使后者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分疏的问题。 正是从这样的视角着眼，冯友兰的理气观并不太复杂难解，其思想来源也是较为清楚明晰的。其实质就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来解释程朱理气范畴，理的主要内涵来自朱子和柏拉图的共相，气则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的质料。他的个人独创性在于将理气形式化，使之与现实世界远远分离。这实际反映了他对近代形式逻辑的误解误用，因为形式逻辑根本不具有形上功能和权力。另外，除掉冯友兰对逻辑分析法的一些具体使用错误外，这种抽掉理气现实性以得到的形式化即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这自然就会受到一些垢病，也在实际上使其哲学价值有所折扣。当然，在另一些细节的分析中，他也不乏深刻独到之处。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论述细节中的较多问题并不能否定冯先生工作在总体上的价值。这一价值在于他哲学创作宏观方向上的正确，他的理气论既借鉴西方方法又保留民族特色，既运用逻辑分析又归趋形上关怀，既述以现代语言又借用古典范畴，既注重理性运用又指向人生境界，在中西古今的取舍存留上冯先生是较为得体的，至少也有他自己的理由。这个形上路向受到左右两个方面的批评，在某种程度反映出它具有一定的持中和稳健特征。实际上，当代一些华人学者的学术取向和冯先生的前期路子不无某些联系。 [1] 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中对二程和朱子的论述。 [2]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32页。 [3]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53页。 [4] 《三松堂全集》第四卷33页。 [5] 同上34页。 [6] 同上40页。 [7] 同上。 [8] 在三、四十年代，洪谦、张荫麟、朱光潜、孙雄曾等人对新理学的讨论都涉及到理的意义和属性问题。 [9] 《三松堂全集》第四卷47页。 [10] 同上。 [11] 同上48页。 [12] 同上59页。 [13] 同上43页。 [14] 同上45页。 [15] 同上。 [16] 同上59页。 [17] 同上。 [18] 见《新理学答问之一》，载《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19]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48页和225页。 [20] 同上150页。 [21] 同上206页。 作者：刘东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