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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的一项重要工作或使命便是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他曾对他弟子说过：“我觉得我有一个最大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梁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努力首先体现在他对所谓真假儒学的区分上。 在梁漱溟看来，现世所传的儒学不是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或真儒学，真儒学传至先秦荀子时，因“荀卿虽为儒家，但得于外面者多，得于内心者少”，故未得孔子的“根本意思”，其着力处在外部的约束和建立行为准则“礼”上。汉人所传主要是荀学，孔子的本来思想反淹没不彰，“其政治非王非霸，而思想中又见黄老之活动，实在是一个混合的文化。当时的人生与其谓孔家的，宁谓多黄老之意味。”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其时人生问题大为活动，思想愈加浅薄无着落。至唐代，佛学大兴，禅宗遍天下，孔子的思想无人提倡，几乎“澌灭殆绝”。虽有一个韩愈以孔孟传人自居，然就其思想来看，没有一点儒家的影子。五代乱世更无可说。经过此非常沉寂时代，到了宋代，慢慢地产生了宋学。宋学尽管“对于孔家的人生确是想法去寻的”，并且亦寻得了几分，但因它“忽于照看外边，而专从事于内里生活，而其从事内里生活，又取途穷理于外”，因此“亦不甚得孔家之旨”。至明代，有王阳明和他的弟子出现，尤其是泰州学派的王艮王襞父子，于“孔家的人生态度，颇可见矣”。然好景不长，随着清王朝的建立，代王学而起的是汉学，汉学家“两眼都是向外，又只就着书本作古物看，内里生活原自抛却，书上思想便也不管”，孔子的“本来思想”又被尽失。1其结果，经过二千多年的歪曲篡改，孔子的“真儒学”变成了“假儒学”，“内部腐坏酵发臭味”，充满人情的伦理道德成了不顾人情的“吃人的礼教”。他说：“中国民族几千年实受孔孟理性主义（非宗教独断）之赐，不过后来把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寝失愿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的礼教，要即在此。”2 实际上，对儒学作真与假的区分，这并非梁漱溟的新发明。于他之前，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就区分过真假儒学。在康有为看来，现世所传的古文经经学是“假儒学”，它淹没了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变成了顽固守旧派拒绝任何形式变法的扩身符，“真儒学”是自汉代以来就一直被统治者视为异端而屡遭迫害的今文经经学。所不同的是，作为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家，康有为区分真假儒学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变法维新制造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而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梁漱溟区分真假儒学的目的则是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从而使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而日趋僵化死亡的儒家文化重新复活起来。对此，梁漱溟从两个方面作了努力。 首先，是对“假儒学“的批判。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写道：“古代礼法，呆板教条，以致偏欹一方，黑暗冤抑，苦痛不少。”宋以前这种礼法对人们的束缚还不十分厉害，“宋以后所谓礼教名教者又变本加厉，此亦不能为之曲讳。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3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他又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扼杀。五四运动以来，所以遭受‘吃人的礼教’等诅咒者，事非一端，而其实要不外此。”4如此言论，于梁漱溟的著作中屡见不鲜，这与陈独秀、胡适等反传统主义的西化派对于儒家之纲常名教的批判是何其相似！ 其次，是对“真儒学”的阐发。现世所传的儒学是“假儒学”，那什么又是孔子所创立的“真儒学”呢？梁漱溟认为孔子所创立的“真儒学”，既不是“纲常名教”等具体的行为模式和规范，也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甚至不是哲学，而是一种“自己学”。他在《孔子学说的重光》一文中写道：“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比较可靠的古籍——《论语》，来看孔子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是什么；拿其中许多条来参考勘对，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最显著的一条，“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自己说明他自己的话。……说他自己的生活，说他自己的生命，说他自己这个人。仿佛可以说，他由少到老，从五十到七十，所致力用心的就是关乎他自己个人的一身。我们隐约地见出他是了解他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这种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安一个什么名词才好呢？恐怕找遍现代世界所有大学、研究院、学术分科的名词，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给他安上。孔子毕生所研究的，的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名，或可叫作“自己学”。5 所谓“自己学”，据梁漱溟的解释，也就是“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命和生活，而不是其他”，从而使“自己生命和生活向上进步提高”的学问。6故此，他指出：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这也是儒学与西学的根本区别所在。西方人对什么都有办法，天上的电，地下的矿，山上的草木，无不了解；上穷天际，下极地层，对一切都考查研究。但有一点，他们很少了解自己，体认自己，自己对自己无办法。故此，和儒学不同，西学的最大特点，是要人的智慧向外用，结果不是使生命成为智慧的生命，相反智慧为役于生命，“成了生命的工具”。所以，尽管西方人会制造飞机，上升天空，也会制造军舰，在海上游弋，但由于他们的“生命是蠢的”，是系于物的，所以制造无数飞机放炸弹，自己毁灭自己，自己对自己无办法。由于自己对自己无办法，其他一切办法不仅无济于事，相反会越弄越糟。梁漱溟由此得出结论：西方文化是要失败的，“等到西洋人失败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坠绪从新接续，慢慢再发挥光大；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重光于世界！”7 我们尽可批评梁漱溟仅根据《论语》中的一段话就推断孔子所创立的“真儒学”是所谓“自己学”的不当，也可指责他提倡儒家这套反省内求、乐天安命之人生态度的非是，但必须承认，这是他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一种努力。美国汉学家墨子刻教授在他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曾如此写道：“一些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从事着今天也仍然在从事着的人本主义的努力。他们的工作也包括同传统的某种剧烈的分离。具体地说，他们反对把制度化的儒学和儒家教条主义——尤其反对把西汉以来朝廷所倡导的具有官学地位的儒学——当作真正学问的唯一源泉。毫无疑问，即使是在帝制时代，儒家学者们也在不断作出努力，以区分什么是承夫子之道的真儒学，什么是鱼目混珠的假儒学。但是，儒家哲学的现代信徒们，或许将这种区分强调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希望通过对已经不纯的文化遗产的筛选，提取出一种可能适用于未来的道德‘精神’。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接受了‘五四’时‘反对传统权威’的原则，期待着一种既受益于中国和西方学派渊源的，又批判地发展起来的‘新’学术”。梁漱溟不正是这样的儒家哲学的现代信徒吗？ （二） 依据他对“真儒学”是“自己学”的解释，梁漱溟认为孔子创立的真儒学具有“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这样两个显著特征。8 首先，就“似宗教非宗教”这一特征而言，他指出，所谓宗教就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分而言之，有两个方面：“一，宗教必以对于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为他的事物；二，宗教必以对于人的知识之超外背反立他的根据”。前一方面是说宗教“除与人一勖勉之外实不作别的事，此即大家所谓得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是也。”后一方面是说宗教都具有“超绝”和“神秘”两个特征，故此“一切宗教多少总有出世的倾向”和“不容理智使其作用”的宗教信仰和仪式。9如果以宗教的前一方面而论，儒学“与其他大宗教对于人生有同样伟大作用”，能给人“以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从而使人从中“获得安身立命之处”，所以，儒学“差不多有他的一副宗教”。如果从宗教的后一方面来看，儒学既不崇信“超绝世界”之人格神，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出世的襟怀，更没有“理智所不能喻”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孔子教给人的只是浅显易懂的道理，所以它又“不宜唤作宗教”。10换言之，所谓“似宗教非宗教”，是说儒学既具有“给人以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的“宗教精神”，但它又不是像基督教、佛教那样的宗教。 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具有某种“宗教精神”，对人能发挥宗教的作用，这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家纲领性文件的1958年《文化宣言》11就指出：“对于中国文化，好多年来之中国与世界人士，有一普遍流行的看法，即以中国文化，是注重人与人间之伦理道德，而不重人对神之宗教信仰的。这种看法，在原则上并不错。但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同时以中国文化所重的伦理道德，只是求现实的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以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同时以为中国文化中莫有宗教性的超越感情，中国之伦理道德思想，都是一些外表的行为规范的条文，缺乏内心之精神生活上的根据。这种看法，却犯了莫大的错误。”宣言认为：中国虽然“莫有像西方那种制度的宗教教会与宗教战争”，但这并不表明儒学中“缺乏宗教性的超越感情或宗教精神”，只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一本性”，使得儒学自始即与伦理道德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从而造成了人们的误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