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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小学课本《好公民》，6年12册，相当精彩。例如三年级的一篇课文叫《阿明该怎么办》，说的是，阿明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后来上了中专学“市场管理”，毕业后分配到鱼市上收税。上班后他妈妈说：“从今天开始，咱们家的鱼不用你买。”课文到此，给学生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当今这个社会都利用职务之便捞取好处，阿明妈妈的观念是不是太保守，不符合时代？第二，阿明是个孝子，会听他妈的话吗？第三，如果你是阿明，你会怎么做？后面，还附了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说的是东晋时陶侃当县长，让部下给他妈送去了一罐鱼，他妈把鱼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还写信责备他。这就是人家的道德教育。 7月16日，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正式进入公众投票阶段，道德话题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近期，曾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常务副院长、现任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的王殿卿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指出，现在的社会道德状况之所以不能让人满意，是多年积淀下来的结果。要解决社会道德问题，不能只靠一个思想品德课。道德意识应该通过现实生活的互动，在生活当中培养。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能只是经济上的，更应该是文化与道德上的 中国青年报：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上就有道德是“滑坡”还是“爬坡”的论争。您怎么看？ 王殿卿：这个问题一直争论很大。说“爬坡”的一般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肯定也会相应变化；说“滑坡”的，基本是从现实出发。比如，我经常坐公共汽车时，车上没人给让座。1952年我在北京上初中时，老师就教育我们，要给老弱病残孕让座。那时在公交车上，你会很自然地给他们让座，如果不让，你会觉得于心不忍。 现在有些人是理直气壮坐那儿不给老人让座，他们的理由是：车票都是花钱买的，凭什么给你让座？市场经济嘛，用钱说话。还有人说，你们老头老太太退休没事了，不知道我们上一天班很累吗？这些理由也不是没道理。但在过去，人们让座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道德本质上是利他的。 日本在进入21世纪后，提出要建立一个道德大国，认为这是改变日本人世界形象的战略转型。因为日本人在世界的形象，一直是经济动物，他们要变成道德动物。中国人如今在世界上是不是也只是一种经济动物的形象？如果一个民族都是经济动物而没有道德动物，怎么立足于世界？ 中国青年报：一些人把道德下滑归咎于市场经济。您怎么看？ 王殿卿：不能简单地说就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西方也有市场经济，新加坡、韩国都有市场经济。 从100多年前开始，在民族存亡的巨大压力下，我们用“新文化”取代“旧文化”。中华民族传统的理念几乎全部被否定。在一些中国人的观念中，过去传统的东西全是落后的封建礼教，是糟粕，而精华都在西方。这些人都是站在西方看东方，站在危机时刻否定过去，认为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就是传统道德。这样的全盘否定，造成中国一两代人的文化断裂。这种自觉不自觉地“去中国化”，导致全民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失去“自觉”与“自尊”，造成今天国民整体人文素质不高。 中国青年报：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现在这个状况有没有改善？ 王殿卿：我们已经在开始改变，特别是2000年以后讲以德治国，“八荣八耻”，评选公民道德模范。我认为，这些事还是有一定效果。中华民族要复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复兴，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复兴、道德的复兴。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注重法治建设，而道德建设的力度还不够。一个国家，没有法律不行，但没有道德、光靠法律也不行。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法律多如牛毛，很多本来应该是靠道德伦理来解决的事，也得立个法律。事实上，道德是自律、内在的，法律是他律、外在的。我们这样13亿人口的大国，光靠外在的东西来治理，非常困难。 应付、应景、应试的道德教育很难有好效果 中国青年报：您感觉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做得如何？ 王殿卿：思想品德课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设立的。邓小平在1985年提出培育“四有新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不再讲有政治，这是最大的变化。但这个很有战略意义的思想，并没有很好落实。现在我们的道德教育还是相当薄弱。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各个大中小学都开设的思想品德课？ 王殿卿：要解决社会道德问题不能只靠一个思想品德课。这个课程本身的出发点是对的，设计思路也没错。但是现在各种规定太死，教师队伍的素质也不行，很多工科毕业的辅导员就教这个课，欠缺人文素质。这就导致了这个课现在越上越教条、越上越干巴。经常是开大课，一上就是二三百人的大课，难以保证质量。我们经常说，现在的道德教育变成了三个词：“应付”——上级布置什么任务，就赶紧应付；“应景”——现在时髦什么，就教什么；“应试”——完全为了混学分。这种应付、应景、应试的道德教育能有效果吗？ 中国青年报：那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道德教育？ 王殿卿：道德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不能以牺牲中华伦理为代价，从“西方单向引进”。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道德建设不能割断历史。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指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为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打开了思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新加坡、韩国等国和香港、台湾等地区，成为我们进行道德建设学习、研究的榜样。 像新加坡，我看过他们的《儒家伦理》教材，这是他们初三和高一学生的必修课，依次详细阐述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新加坡小学课本《好公民》，6年12册，相当精彩。例如，三年级的一篇课文叫《阿明该怎么办》，说的是阿明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后来上了中专学“市场管理”，毕业后分配到鱼市上收税。上班后他妈妈说：“从今天开始，咱们家的鱼不用你买。”课文到此，给学生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当今这个社会都利用职务之便捞取好处，阿明妈妈的观念是不是太保守，不符合时代？第二，阿明是个孝子，会听他妈的话吗？第三，如果你是阿明，你会怎么做？后面，还附了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说的是东晋时陶侃当县长，让部下给他妈送去了一罐鱼，他妈把鱼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还写信责备他。你说这课文精彩吧？这就是人家的道德教育。 还有韩国，他们的教育重点是“忠孝礼”。“忠”就是忠于国家。你现在到韩国去，满大街都是韩国车，看不到什么外国车。他们的很多书院，整个暑假都在开“忠孝礼”教育馆。中国的孩子一放暑假，都是在补习英语、计算机，哪里还有时间补道德课？ 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建国以来我们给一代代孩子进行的是什么样的道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意识到，现在的社会道德状况之所以不让人满意，不是今天造成的，是上百年积淀下来的结果。是爷爷那一代造的孽，孙子这一代受惩罚，导致现在谁都不信任谁，谁都怕被别人骗，谁都提心吊胆地生活。 中国青年报：许多人觉得，讲道德是少数“模范”、“圣贤”的事，离自己太远。您怎么看？ 王殿卿：道德就是人际关系互动的产物，是对人与人关系的规范。说白了就是普通人的事。比如说“孝”，不管什么人都需要。 曾经有个五年级学生写过一篇文章，让我印象深刻。他妈妈是卖包子的，每次只买好肉做馅儿。他问为什么，他妈妈说：“要是用不好的肉做包子谁爱吃呀？要是咱也不爱买呀！”孩子听了这话，马上就说：“这叫‘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说得多好啊。道德不是高高在上，不是书本上的东西。它是活在人间的，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中。培养孩子的道德意识，就要通过现实生活的互动，在生活当中培养。 让下一代人从精神上富裕起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中国青年报：我们知道，您这十多年一直在主持中华美德教育行动项目。这个项目是怎么起步的？ 王殿卿：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曾提出，既然要走自己的路，中国文化就要有一个新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就应该有一个转折。他说，他最忧虑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我们已经有两三代人没有经过文化训练了，对中国文化已经知之甚少。谁来让我们的文化在下一代中传承下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始了探索。1994年秋，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我们成立了“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遵照张岱年教授“弘道明德”的宗旨，参照新加坡、台湾等地经验，结合国情及其发展走向，确定以“忠、孝、诚、信、礼、义、廉、耻”这“八德”为核心内容，开展了中华美德教育行动的实验研究。 中华美德教育之所以突出“诚信”，是根据当时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的意见。他说，我们要搞市场经济，诚信就必须突出。这话是1993年说的，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实在是太有远见了。 中国青年报：你们进行中华美德教育的过程中，青少年的反响怎么样？ 王殿卿：这个项目已经开展18年，全国10个省市、1000多所中小学校、超百万中小学师生参与进来。北京先后有36万学生接受了教育实验。在道德成长和发展方面，他们都取得了明显进步。比如，门头沟区东辛房小学，地处门头沟煤矿棚户区。在这里上学的基本都是矿工的孩子，但凡有点条件的家长，都把孩子转到了城里。多年中华美德教育开展下来，不仅孩子精神面貌变了，连一些家长的不良习气都改了，整个社区的面貌都在改变。很多家长又把孩子转学回来，因为他们认为这里可以把孩子变成“人”。 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观念，是要改变门庭就必须上重点，孩子成了一种应试工具，不能成“人”。现在已经有一些人意识到，这种教育只能把孩子变成“有知识、没文化、缺道德”的人。我经常对一些中小学校长们说，孩子要打好道德的基础，课程差点还能补，要是道德没学好，以后就越来越补不上了。 现在，我们物质上确实富起来了，但精神上还很贫穷。21世纪，让下一代人从精神上富裕起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记者 黄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