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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山四皓为我国秦末汉初四位著名隐士。汉朝建立后，四皓拒绝刘邦的邀请，是因为刘邦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打消他们的心理顾虑，刘邦败在策略上，而不是简单的“四人者年老矣”与“上慢侮人”；四皓之所以接受太子的邀请出山，是因为太子等人采取了合理的策略，四皓也欣赏太子的性格。四皓对于太子之争的平息，符合古代“立嫡不立庶”的惯例，也有利于汉初社会的稳定。 关键词：商山四皓；归隐；出仕；太子之争；评价 商山四皓，我国秦末汉初四位著名隐士，“四皓遁秦，古之逸民”、“汉兴有（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用里先生（又作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其事迹散见于《史记》、《汉书》、《高士传》等典籍中。由于他们本身素质较高、不与暴秦合作的气节，以及他们在汉初略带传奇色彩的经历，都给后世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自西汉之后，商山四皓就受到人们特别是诗人的关注与传诵，像三国著名诗人曹植就写有一首《商山四皓赞》：“嗟尔四皓，避秦隐形。刘项之争，养志弗营。不应朝聘，保节全贞。应命太子，汉嗣以宁。”如此的评价，到唐代更是比比皆是。笔者据全唐诗库粗略统计，仅诗中含有“四皓”二字的就有50多首，足见一斑。 然而梳理各种叙述、评价，也不难看出，古今对商山四皓的讨论，大多针对四人的归隐及高节而言，而对他们在汉初看似矛盾而又具有内在合理性的经历及影响探讨得并不多。本研究根据相关文献，拟对这一问题做些探讨。 一、四皓拒绝刘邦邀请的原因分析 跟古代诸多隐士一样，商山四皓的归隐是迫于现实的无奈，即“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82，并非因为生性淡泊。对此，史籍多有记载，《汉书·王贡两龚鲍传》颜师古注解说：“此（四皓）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远害”所指，可以参证前面引述的《商山四皓赞》：“嗟尔四皓，避秦隐形。”可见‘‘远害”即躲避秦末战乱，以全身自保。晋代皇甫谧《高士传》卷上“四皓”条也说：“秦始皇时，见秦政虐，乃退入蓝田山。”这里所说四皓隐居之地虽有误，但认为他们归隐的原因仍然是“避秦乱”而全身。更晚一些的史册沿用了这个说法，如《宋书·谢灵运传》注说：“四皓避秦乱，入商洛深山。”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兹不一一列举。 据上很显然，四皓隐居深山是形势所迫，而不像老、庄那样归隐后不再出山，所以《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还说：“以待天下之定也。”也即是说四皓只是“暂隐”，并没排除出山的可能。这与四皓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据《史记·留侯世家》引《陈留志》，四皓分别来自不同的地域，“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日夏黄公。角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後，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日霸上先生，一日角里先生。”几个不同籍贯的人聚集到关中，可以肯定不是为了归隐，而是求仕（虽然科举之类的考核形式隋唐才有，但读书人的“学而优则仕”意识，自春秋战国士大夫阶层崛起后就广泛存在），后来因秦末大乱又一起归隐商山，“以待天下之定”。 然而，汉朝建立、天下初定后，“以待天下之定”的四皓并没出山，反而拒绝了刘邦政府的征聘，“高帝拨乱诛暴，庶事草创，日不暇给，然犹修祀六国，求聘四皓”，但四皓“征之不至，乃深自匿终南山。”对四皓这种反应，《史记·留侯世家》给出了解释：“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这里说到了两点理由：其一，四皓此时年事已高，“四人者年老矣”；其二，不太喜欢刘邦的为人，“皆以为上慢侮人”、“陛下轻士善骂”，因此才“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更准确地说，不是“逃匿山中”，而是继续隐居山中——笔者注）。应该承认，就事论事，这两点都是事实，因为汉初之际四皓确实年事已高，刘邦的为人也多少有些粗鲁，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这些并非四皓拒绝出山的主要原因。 因为首先，虽然四皓年事已高，但刘邦一直敬老用老，比如早在起事初期，他很乐意接受谋士郦食苴‘‘不宜踞见长者” 的进谏；早年率兵入关时，也曾接受建议在乡里选举三老，并且要求“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等等。既然四皓知道刘邦“上慢侮人”的弱点，那么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刘邦敬老用老的这一优点。 其次，四皓说“上慢侮人”、“轻士善骂”，但刘邦对隐士是广泛接纳的，至少公开征聘过他们，“求聘四皓”。而且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与玩味，即四皓最后其实并没有做到“义不为汉臣”，而是接受了太子刘盈的邀请。四皓接受邀请出山之事见于《史记·吕太后本纪》索隐与《史记·留侯世家》，不妨看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