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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胡适后，冯友兰于30年代撰写《贞元之际所著书》，一反严复、胡适重视归纳逻辑的做法，突出演绎逻辑和分析命题的作用，用形式逻辑方法构造起自己的哲学体系。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前后，实证主义是与进化论和各种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学说并架齐驱的一支有较大影响力的近代学术流派。 当然，无论是严复引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胡适改铸过的杜威的实用主义，都不能解决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问题，这一块领地自然要让给以革命性见长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近代实证主义的传人，不能不说对中国思想从传统儒学实用理性向近代实证精神和科学主义的蝉变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道德信仰 在道德信仰方面，中国注重伦理亲情，执着现世生活，所以外来宗教者想在中国流传、扎根，就必须经过人文精神的洗礼，接受中国文化的改造。中国人讲“信则有，不信则无”，基督教的思想是天国或神国的，中国思想是为人世的，讲究的是今世之德。所以在中国的“得道成仙”远比“来世受福”更具有诱惑力。所以，道德宇宙不可能产生理智宇宙的果实，理智宇宙也不可能开出道德理智的花朵。西方人努力想建立一个天国，中国人更现实地只想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现实王国。 经常有人说，西方人不关心尘世，追求超越的“真理”(Truths )，而中国人不关心抽象的真理，只迷恋于发现“道”。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求真者与求道者的这种简单对比，其实掩盖了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主要的是关心社会的和谐。只是由于两种文化的历史处境不同，从而需要不同的策略去实现这种和谐。 西方人沉迷于真理，中国人则缺乏对真理本性的沉思。但是如果说中国人不关心“事实”，显而易见又是不恰当的。公正的说法是，只是不像西方人一样，会去探讨“事实”是否为“真”这样的二阶问题。 于是，在中国的文化中“人情世故”远远比真理定律更加可靠。而当“正德利留厚生”这一原则自上而下影响到中国的百姓后，中国人便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重现实重人情的心理。他们遵循这样的原则，把对物体本身的兴趣置于对物体之用的兴趣之下。音乐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它可以陶冶性情，移风易俗。艺术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它可以培养高尚情操，益于世道人心。诚实有无用处?自然有用，因为你如果满嘴胡言乱语那么人们便会不信任你，那么在事业上、社交上也会败北。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加注重与自然的结合。当然这不是探求自然法则方面，而是培养自然爱好者的诗意、美感，月下徘徊、松下闲坐、静听溪水可以使人心旷神怡。于是，西方的那种分析式的、科学式的价值观必会受到现实的中国式的审美价值所排斥。 三、实用主义的现实思考 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政教合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为体用、形而上与形而下勾连缠绕的特点，价值理性的独立性与超越性相当脆弱，相反常常成为工具理性的奴仆。这样，中国近代政统的瓦解与工具理性层面的溃败就相当自然地引发了道统的相应的危机。 其次，实用主义哲学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被迫现代化的历史情势决定的。如果没有军事、政治、经济等所谓工具理性层面或实用层面的危机，中国传统的精神价值、伦理道德也许根本就无所谓“危机”(文化价值与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危机，而不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造反、藩镇割据或宦官篡权)，当然也无所谓重建之必要。正因为是在形而下倒塌之后才去修补形而上，所以形而上的思考怎么也超越不起来，不能不被形而下牵着鼻子走。所以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态度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现代化的滞后造成的，这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对于具有速成之效的工具层面的革命表现出比价值理性更大的兴趣。即使是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也有强烈的功利主义特点，或把本属工具层面的东西提升为价值理性(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宗教化)，其出发点始终是作为工具理性的强国，因而总是滑向意识形态革命或政治革命。 历史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能超然地、从容地建构价值理性的问题。于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在中国知识界重新成为关注的热点之一，这个问题在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大论战中被再次提出，绝非偶然。 西方文化如同一部庞大的精密的机器，倘若拆开尚可看到一些零件，而中国的文化正如同一个经过历练后的精美瓷器，是万万不可打碎的，否则只会剩下支离破碎的残片。求精与求概、理知与实用孰轻孰重?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决不可忘记中国旧的文化传统体系。历经千百年的经验和历代的不断努力建立起来的文化体系使中国人现实可靠，使中国社会在大部分时候风平浪静，并使中国文化历久弥新。所以，我们面对的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接受与摒弃，而是如同在理智与现实之中如何架设中庸的天平。 作者：许川川 张清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