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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会学研究近日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北大学生中，来自干部家庭的比重超过其他阶层。 这项基于195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近50年间的学生档案所做的研究，向大家揭示了一个无情的现实：在传统高考制度下，城市家庭学生、干部子女比农村生、贫困家庭学生更具优势，表面上看，大家都是一张试卷，在同一个高考考场竞技，可是，农村生和贫困家庭学生，由于教育的起点的不同，在教育过程中也无法与城市学生拥有一样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因此，是难以获得高分，抢夺名校入场券的。 有专家据此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关键在于义务教育不均衡，应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缩小城乡、区域差异，由此让农村学生，不要输在教育的起点上。从道理上讲，这是解决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根本途径，然而，解决这一问题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其与现行高考制度形成了悖论。 我国为何有严重的教育不均衡问题？大致来说，有两方面重要原因，一是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合理，基础教育的经费有约80%由县乡财政保障；二是教育经费配置模式不合理，地方政府乐于采取“锦上添花”方式配置教育资源，在本地区打造重点校、示范校，而并非把均衡放在首要位置。 而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配置教育资源的模式，就会发现，这来源于当下的高考制度，即围绕高考升学，在基础教育推行升学模式的教育，以及升学模式的资源配置。这种情况，在我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情况更为严重，当地政府考虑到本地的总体教育资源无法与城市地区、发达地区的学校资源竞争，因此，为了提高本地考生的竞争力，采取的方式是打造当地最好的小学、初中、高中，把最好的资源都集中到这些学校，这就是“县一中现象”的由来。这实质让这些地区的农村生的教育起点更低，因为当地好的教育资源，其实更多被城镇户籍学生、干部子女占有。这就可以解释上述研究得到的结果，在传统高考制度之下，教育资源的配置其实在向干部子女倾斜。 我国从2006年起，随着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开始强调义务教育均衡，教育部也明确要求，要率先在县域内实现均衡。但客观而言，实现县域内的均衡，与当前的高考利益是冲突的，在教育资源总体薄弱的地区，更是如此。——本来，当地集中“优势资源”打造重点校，以重点校的教育质量还可以与其他地区比拼，抢到少数名校席位，现在要求资源均衡，取消重点校，那拿什么去与教育发达地区竞争呢？当地政府不愿意，当地老百姓也不愿意。 还有人为此建议，应该取消分省命题、分省录取，让全国所有地区考生平等竞争。这貌似很公平，可却忘记分析教育不均衡的现实。在一省之内，各区县都围绕高考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展开厮杀，放在全国范围内，由于地区间的不均衡更明显，这种厮杀不是会更严重？需要注意是，我国一些省，已经出现面向全省招生的“超级高中”，这些超级高中占了北大、清华在该省招生名额的一半。如果全国一张卷，可以想象，很快就会出现“超级全国高中”。 所以，我国高考制度，造就了地方的教育“锦标主义”思维，与之对应，也就出现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战略，可以说，高考制度是基础教育不公平的源头所在。高考录取中的所谓“分数公平”面对这种整体不公平，只是公平假象。现在，不改变高考制度，却希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并期望义务教育均衡，来实现高考结果公平，这只能是幻想。推进高考公平，以及让地方政府消除锦标主义思维，最重要的是打破升学教育模式。 这就需要推行教招考分离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目前基础教育资源所以围着高考转，主要原因是教招考一体化，本该起评价服务作用的考试却扮演着指挥棒的角色，实行教招考分离之后，考试由社会机构组织，只为学校招生提供评价依据，因此，基础教育完全自主教学，而高一级学校则实行自主招生。这种教学、考试、招生的局面，才能让教育教学和教育资源配置走出升学模式，才能使个性教育逐渐回归，也才能使公平理念，真正在教育管理和发展中确立。（熊丙奇 专家博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