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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萧先生学术的多面相与人才培养 萧先生的学问是博大的而不是偏枯的。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只是萧先生的一个领域，绝不是他的全部。他有博大的气象，这当然是指他的心胸、意境，也指他在理论建构上与学术上的多面相。他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理论与历史的功底，能融会贯通。他的理论贡献在启蒙论说、传统反思、哲学史方法论与中国哲学史及辩证法史的架构等方面；他的学术贡献在于他深度地、极有智慧地探讨了中国哲学史的多个面相，在经学（主要是《周易》）研究，在儒、佛、道的研究，在汉唐、明清、现代等断代哲学史的研究上，他有创新见解，又开辟领域，培养人才，使之薪火相传。 关于《周易》，萧先生考察了易学分派，提出了“科学易”与“人文易”的概念，倾心于“人文易”，指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乃“人文易”的核心，提示“人文易”内蕴的民族精神包括有时代忧患意识、社会改革意识、德业日新意识、文化包容意识等，重视反映人文意识新觉醒的近代易学。 关于儒家，萧先生肯定了《礼运》大同之学，孟子的“尽性知天”之学以及分别来自齐、鲁、韩《诗》的辕固生的“革命改制”之学，申培公的“明堂议政”之学，韩婴的“人性可革”理论“皆属儒学传统中的精华；而子弓、子思善于摄取道家及阴阳家的慧解而分别涵化为《易》、《庸》统贯天人的博通思想，尤为可贵。”[⑭]他肯定《易》《庸》之学的天道观与人道观，指出：“所谓‘至德’，并非‘索隐行怪’，而只是要求在日常的社会伦理实践中坚持‘中和’、‘中庸’的原则，无过不及，从容中道；这样，在实践中，‘成己’‘成人’，‘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就可以达到‘赞天地之化育’的最高境界。重主体，尊德行，合内外，儒家的人道观体系也大体形成。”[⑮]萧先生阐释了儒家的儒经、儒行、儒学、儒治的传统及其多样发展，特重对儒学的批判与创造转化。 关于佛教，他透悟佛教哲学的一般思辨结构（缘起说、中道观、二义谛、证悟论），重视解析其哲学意义，对佛学中国化过程中极有影响的《大乘起信论》，对慧能，对《古尊宿语录》，对禅宗的证悟论都作过深入研究而又有独到的见解。 关于道家与道教，他对老子、庄子，对道家人格境界与风骨、隋唐道教、黄老帛书都有精到的研究。我在旧作中曾写到，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学术界“涌动着一个当代新道家的思潮，萧萐父是其中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积极的入世关怀。他在90年代倡导‘新道家’，当然与他的际遇和生命体验不无关系。他是一个行动上的儒家和情趣上的道家。他的生命，儒的有为入世和道的无为隐逸常常构成内在的紧张，儒的刚健自强与道的洒脱飘逸交织、互补为人格心理结构。要之，他肯定的是道家的风骨和超越世俗的人格追求与理想意境……相形之下，他对儒、道的取向又确有差异。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对儒学的真精神采取宽容的态度，也不妨碍他自己的真精神中亦不乏浓烈的儒者情怀，他所批评的是儒学的负面与儒学的躯壳。”[⑯] 关于汉至唐代的哲学，他对秦汉之际，对杨泉、鲁褒、何承天、刘禹锡、柳宗元等都下过功夫。 关于明清之际哲学思潮，是他的专长。他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这一思潮的全盘，把这一段哲学史作为一个断代，作为哲学史教材的一编予以凸显并细化，又特别深入地研究了王夫之、黄宗羲、傅山等个案。他是当之无愧的王夫之专家和明清之际哲学的专家。 关于现代哲学思潮，他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诸流派及其他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方面，他对李达、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冯契等人作了深入研究，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方面，他对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作了深入研究，他还研究了梁启超、刘鉴泉、蒙文通等学者的思想与学术。 他还开拓了中日思想的比较研究领域，支持了楚地简帛的研究等。 萧先生培养了很多学生，这些学生在中国哲学史、文化史的各领域继续跟进他的开拓，予以补充或深化。他也鼓励他的学生按个人的兴趣向科技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发展。据个人不完全统计，他最早的弟子是许苏民；他与李德永、唐明邦老师合作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有：童鹰、宫哲兵、董建桥、高广、萧汉明、蒋国保、李汉武、刘春建、吴方桐、李维武、黄卫平、舒金城、郭齐勇、邓红蕾、张铁勇、柴文华、余金华、萧洪恩、田文军、徐水生、吕有祥、赵阳、梁隽华、何建明、李炼、李大华、郑潮波、别祖云、金光鸿、陈红兵等。他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有：李维武、郭齐勇、甘万萍（肄业）、吴根友、徐水生、龚隽、刘惠文、邓名瑛、刘泽亮、朱哲、李大华、闵乐晓、王仲尧、高华平、张志军、邓辉等。 萧先生的精神遗产是非常丰富的，本文不免挂一漏万。从以上我们简述他的学术思想的诸层面与人才培养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处处闪耀着活力与智慧，他的开拓精神，嘉惠学苑，启迪后生，带动一片。他常常说：集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在学习诸家方面，他常常向教研室、博硕士研究生推荐国内外老中青学者的论著，充分肯定别人的成就，虚心向学术界的师长、朋友甚至青年学习。他的开放心态、博大气象及贯通百家的学力，令人敬仰。他有很强的学习的能力，永远保持着学术上的朝气、敏锐与激情。他对学生重在培养、薰染、提升其学习与继续学习的能力，引导他们健康地成长，认真地做人做事。 （应武汉大学《哲学评论》所请而作） [①] 萧萐父：《“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与许苏民合作），《吹沙三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0页。 [②] 萧萐父：《易蕴管窥》，《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14—115页。 [③] 萧萐父：《易蕴管窥》，《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16—117页 [④] 参见萧萐父：《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见萧先生主编的同名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39页。 [⑤] 萧萐父：《论唐君毅之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51—552页。 [⑥] 萧萐父：《徐复观学思成就的时代意义》，《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99-500页。 [⑦] 萧萐父：《徐复观学思成就的时代意义》，《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03-504页。 [⑧] 参见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⑨] 韩水法：《启蒙的主体》，广州：《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第113页。 [⑩] 东方朔整理：《杜维明学术专题访谈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 [⑪] 胡治洪：《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62页。 [⑫] 萧萐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66页。 [⑬] 萧萐父：《古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67、466页。 [⑭] [⑮] [⑯] 郭齐勇：《史慧欲承章氏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