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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已经使我们切近地体会到，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成功”成了青年大众最流行的价值取向，而古代儒家的圣贤理想和革命时代的道德追求都已渐渐失落。事实上，这是现代化社会道德精神生活的大趋势。当然，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初期，这种趋势的出现主要导源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深恶痛绝所带来的对那种高调的革命文化的离弃，但在此后的发展中，这种趋势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更结下不解之缘。在这种社会文化发展中，个体自我的张扬与利益的追求，日趋升进，呼应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部分。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早在上世纪的前三十年中已经经历了初期的发展，在文化观念上的“脱古入今”， 也在“五四”时代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得到了前卫的发展。尽管，从辛亥革命到北伐结束，摆脱政治的分裂和混乱是政治社会的焦点，科学和民主则是文化运动的核心，但在一个近代社会中如何重建道德和人生方向，也渐渐提起注意。进入30年代，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加快，现代化的问题意识也在文化上渐渐突起，这些都不能不在思想家关于伦理和人生思考上有所反映。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具有长久的道德思想传统，尽管新文化运动冲击了“礼教”的社会规俗，但在道德伦理领域“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并未合理解决，新文化运动后期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学者对传统道德在近代社会的意义渐多肯定，为理性地讨论此问题奠定了基础。 冯友兰先生(1895-1990)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哲学家。1928年，冯友兰先生随罗家伦代表国民政府接收清华，参加了当时的领导班子任秘书长;次年1929年辞去秘书长，任哲学系主任。1930年夏，罗家伦辞职后，冯友兰被推选为校务会议主席，主持清华大学工作。1931年7月起，冯先生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直至1949年。1948年冬，梅贻琦离校之后，冯友兰先生再次被推选为校务会议主席，主持清华大学工作;清华解放后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主任，正式担任清华大学的领导工作。从1928年进入清华，到1952年转调北大，冯先生在清华曾担任文学院院长达18年之久，并长期担任清华校务领导的核心成员，对清华大学的教育发展贡献甚大。 冯友兰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出版过《一种人生观》(1924)和《人生哲学》(1926)，1930年代他也就人生问题作过多次讲演。可以说，对人生哲学的留意是冯友兰始终关注的一个重点。《人生哲学》在当时曾列为高中教科书，而《新世训》的各章都先在《中学生》杂志1939年末至1940初年各期上发表，如果说前者之作为中学生读物是被动的，那么后者则可以说是有意地以青年为对象而写作的。从而，指导青年人生和修养成为《新世训》的基调，它是对把传统理学的道德教训诠释于现代生活的一种新论。 从191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中期，以现代化产业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变化大规模展开，中国的现代工业部门开始迅速增长(尽管它只占整个经济很小的部分)，城市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化，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新知识青年大量成长，中小以上城市的社会已经告别了传统的面貌。这一切，使得“现代化”或“工业化”已经进入30年代学者的问题意识，冯友兰在三十年代末时期写的《新世训》，也明显地具有这种意义，即针对后圣贤时代而提出的一种诠释传统德行以适应现代世俗社会的个人生活的伦理教训。 《新世训》的大部分篇章先发表于《中学生》杂志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1940年7月《新世训》出版。冯友兰在《新世训》绪论中指出，此书又可称“生活方法新论”，为什么叫生活方法?新论之新在何处?在我看来，所谓生活方法，是着重于人在生活中采取妥当适宜的行为，而不是集中在内心的修养。这个出发点和宋明理学家是不同的。所谓新论之新，冯友兰有清楚说明，第一“生活方法必须是不违反道德底规律的”，第二，“宋明道学家所谓为学之方，完全是道德的，而我们所讲底生活方法，则虽不违反道德的规律，而可以是非道德的”。也就是说，从今天的立场来看，以前古人讲道德仁义的教训中，包含了三类规律：第一类是古往今来一切社会都需要的普遍道德原则，第二类是专属某些社会所需要的特殊道德原则，第三类是一些属于非道德性质的但有益于人事业成功的生活行为方法。 理学家认为人的思想“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极大地突显道德与不道德的对立紧张，而没有给其他道德中性的思想感情留下空间，实际上是把许多道德中性的思想感情都划入“人欲”之中。现代社会的伦理的重要特色就是把大量道德中性的思想、行为从理学的“非此即彼”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以减少道德评价对人生的过度介入。冯友兰的这种说法当然包含了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但其意义不止于此，其目的不限于解放为理学所严加管束的生命欲望上，还在于要突出非道德的人生教训即生活方法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