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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自己与现时一些学者有一很大的不同：就是我老觉得自己的限制，老是不那么自信、犹疑不决（不是那种表面的谦虚）。我甚至现在有时还会怀疑：是否我对《良心论》的冷处理是错了，甚至我冻结正义理论的写作也是错了，我故意放慢写作的速度，乃至想强调严格的学术规范、注释、引语、工夫、占有材料也不完全对头，一个阶段总是只有一个阶段的思想成果，我也不能太受实证学风的影响，误认学术只有一种标准。 思想与实证往往不能两全，它们确实有区别，或者，学术不只是乾嘉考证一种风格，关键的是其中有实质内容，或者说一种学术精神—即谨慎、怀疑、求真的精神，这种学术精神要比占有材料更重要。所以，不应当因现时的学术风气而感到不安（即使我不承认，但心里确实有隐隐的不安，且试图调整自己的写作，这种调整当然不无益处，但可能还是会影响到做最重要也最适合自己的事。）。另外，也不要把自己的每一部著作都看成要传之名山的著作，大部分都不会是的，甚至我们主要就是为时代而写作。 我也发现自己的另一个弱点，我不是很适合不断修改、精雕细刻，反复琢磨，始终致力于一本书或一种思想、或一种领域的人，我不太喜欢老看自己的旧作，而更喜欢计划和撰写新作，读书也是多看新书，而不太温习旧书，这是我的一个缺点，但我想我也不必在这方面太拗着自己了。还是要多写，大胆写。回顾《良心论》一书，我做出的修改很少，而主要是补充和增加。我发现自己写得最好的几乎都是写得最快的时候，这就很说明问题。自然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 我的限度有一些是外界的：无家学渊源，无学院的系统训练（我没读过大学哲学本科，不过这是我私心庆幸的一件事），我在学术上总是有点野，亦非供职于最好的大学，尤其是并不处于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但限制更多地可能是内在的：1没有很高的抽象思辩能力，甚至缺乏概括与综合的高超能力（包括也乏勇气）；2也不耐和不擅系统的考证，能博览却不能强记；3也无法写出最好的文学作品。尤其后一点曾使我相当遗憾，觉得学者总不如文学家富于独创性、可以更直接、鲜明、形象地提出问题（而又不必解答、甚至不必理清，而就让它保留那种活生生的原始性），并且影响面大，但后来我也想到学术工作的意义，发现比起影响人们的心态，感情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可能更持久、更有意义，现在也正好是面临一个世纪末”拨乱反正”的时候，在改变流行的观念，思维模式，包括文学家的观念方面，思想学术的工作将影响深远。学术是反复锻打一件铁器，这铁器一旦锻造成形，不论大小，将比较持久、明确和广泛地存在。 即使读思想界尼采、克尔凯戈尔等人个人与文学色彩很浓的哲学著作，我有时也不无遗憾地想到，我可能有些东西已经失去了。那种风格，因为我走上这种形式的学术之路，已经难以回来了，那种极其生动、有力却暧昧、冲突的文字。先是诗，后是散文，再是个人灵感和思想性强的文字，我都写得不如以前那样好了，但是，什么才是最适合我的形式呢？也许自己过去的风格例如《良心论》的风格都不易简单地回复了，人一到四十岁就基本定型，而我还在想什么最适合我，不过可能已经没多少选择余地了。也许最重要的是一切都应该为思想让路，一切都应该为独特性让路，如克尔凯戈尔于上一世纪中叶坐在公园里所想到的：人人都在致力于使各种事情明白易行，而他也许可以以同样的热情把某些事情搞得更复杂艰深，而看似最简单，其实最复杂的就是人了，叙说人的复杂性──那是人世间留给他的唯一任务。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去寻找那属于自己的唯一任务，属于自己的那唯一的事情，但又必须通过不断地做事、甚至不断地做错事去寻找。而且年龄的增长会使我们走到这一步：这时我已经不能说，最好的还在后边了。最好的就在现在，要未现在做，要未永远不做，以后想做也做不了。并且，你做了这个，你就做不了那个。所以，人啊，你应当极其谨慎地开始做一件事，然后再极其坚韧地把它做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