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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相隱，為儒家之一重要思想，亦為華夏傳統刑律之一突出特徵。“親親相隱”的思想源頭，一般認為來自《論語·子路》中的葉公與孔子的對話：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在這裏，孔子言“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開始表出“父子相隱”之義。但是，《論語》不是“父子相隱”思想的惟一源頭。孔子晚年，筆削《春秋》，成一王大法。太史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1]公羊所傳，盡闡微言大義，如大一統、辨夷夏、榮復仇等等。其中，親親之義，亦為《春秋公羊傳》之一大突出特點。近人楊樹達《春秋大義述》，便專辟“親親”一章以發明之。[2]“親親”之義，則包含了“親親相隱”。而且，因為西京十四博士之學盡為今文經學，傳《春秋》者盡為公羊之學，《論語》為傳，地位不如《春秋》為經之重，所以，西漢通經致用，諸儒引“親親相隱”義以決獄、制詔，多非援自《論語》，而乃本諸《春秋》。 一， 親親：相隱 “父子相隱”或“親親相隱”，正是“親親”原則下的義理內容。觀乎《公羊傳》，說親親相隱義處有四： 春秋經：閔西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 何休注：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3] 這裏涉及到春秋時期魯國的第二次大內亂，情節頗為複雜。魯莊公三十二年，莊公病甚，向兄弟詢問立後之事。他的同父異母的三弟叔牙（即引文中的公子牙）推薦兄弟慶父，而同母的四弟季友（即引文中的季子）力薦莊公的大兒子公子般。叔牙謀欲弑君，季友先派人毒死了叔牙。不久莊公去世，季友奉子般即位，誰知道子般的叔父慶父很快就派僕人鄧扈樂把他殺了。接著魯人奉莊公的二子啟方即位，是為閔公。閔公繼被殺的子般之位為君，所以不言即位。對季友而言，他知道殺子般的元兇不是鄧扈樂，而是慶父，他本來應該“探其情”而誅慶父。但是，由於慶父是季友的同父兄弟，雖然慶父弑君，但是出於親親，季友可以不追究到慶父那裏去。 春秋經：（閔公二年）秋，八月，辛醜，公薨。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4] 魯閔公即位第二年，便被慶父殺死。但是《春秋》只是記載了“秋，八月，辛醜，公薨。”並不書寫閔公去世之地。根據《公羊傳》的解釋，季友本來應該殺死慶父，但是季友“緩追逸賊”，乃是出於“親親之道”。這一事件，漢世鄒陽有所評論。《漢書·鄒陽傳》：“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友緩追免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5] 在上述二事中，季友與慶父是同父兄弟，慶父連弑二君，可以說是極大之惡，但是，作為兄弟，季友並沒有置之死地而後快，而是顧及兄弟之情，連續兩次不誅殺他。當慶父弑君之時，季友面臨著一種倫理上的矛盾：作為權臣，於君臣之義而言，他有權力，也必須誅慶父；而作為兄弟，于兄弟之情而言，他寧願寬容慶父，緩追逸賊。《春秋》以“親親”之義，使季友得以保全弟兄之情。其原因在於，在《春秋》大義中，季友慶父首先是作為家之兄弟的關係，其次才是作為國之同僚的關係。而家之兄弟在倫理體系中的地位，要遠遠高於國之同僚。更重要的是，季友面對的是慶父已經弑君的事實，如果季友慶父在為惡之前就洩露了弑君的動機，那麼季友便有責任殺他，這叫“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但是既然季友是等到慶父弑君之後才知道的，那麼，即便慶父連弑二君，于季友而言，慶父首先是兄弟，所以，即便從“義”的角度，他絕不會贊同慶父的行為，但是從“情”的角度，誅殺慶父這樣的事情，不應該由作為兄弟的他來執行。可以說，這種不誅殺，並不意味著縱容他的行惡。在慶父殺死閔公、逃離魯國之後，僖西元年，慶父逃亡到莒國，被逐，想到齊國，被據，最後在汶水之北，派他的兒子到魯國請求季友容納他，季友的回答是：“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何休的解釋是：“義不可以見賊而不殺。”[6]最後慶父在汶水邊自殺了。 儒經之中，《春秋》所體現出來的“親親”精神，是極其突出的。蓋君王、貴族之家的穩定，便是一國的穩定。如果君王、貴族之家彼此殺戮，仇仇相報，則政治永無寧日。《公羊傳》有另一個例子。吳王壽夢有四公子，諸樊、餘祭、夷昧、季子。其中吳季子最賢，壽夢想讓他繼承王位，季子不從。後季子三個哥哥相繼即位並去世，季子又讓位，於是吳人立夷昧之子僚為王。這時諸樊的大兒子闔廬不服氣，說：“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剌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說： 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 最後，吳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而《公羊傳》評論他說：“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7]當是時，如果吳季子繼承王位，要不就是必須承認與闔閭共謀篡位，要不就必須以報仇之名殺闔閭，總之都是認同父子兄弟相戮殺。所以，他最終選擇了離開吳國首都，居於小邑延陵。《春秋》之所以特重親親之道，便因為君主公卿之家不正，則舉國不安。而只有親親之道，才能使貴族之家得以安定。即便是面對即成的弑君、殺兄弟的事實，出於親親之情，公卿之賢者也不應該繼續以殺戮的方式解決問題。所以，《春秋》以魯季子不誅慶父、緩追逸賊為賢，以吳季子不受不殺為仁。 《春秋》另一處發明“親親相隱”之義者在文公十五年： 春秋經：（文公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公羊傳：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何休注：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言齊人不以棄歸為文者，令與敖同文相發明。叔姬于文公為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也。 徐彥疏：若以棄歸為文，即言子叔姬來歸，不言齊人，即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之文是，今言齊人來歸，故謂之同文也。言相發明者，言敖為齊所惡而來歸之，今此亦為齊人所歸之，故曰相發明耳。[8] 此事也有複雜的背景。初，齊昭公娶魯文公的姐妹叔姬為妻，生舍。魯文公十四年，齊昭公去世，舍即位。齊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殺舍，自立為君，是為齊懿公。這樣，被弑之君舍的母親叔姬在齊國就很危險，魯國通過各種途徑要求齊國放回叔姬，齊國都不肯，直到最後，齊國看在周王的面子上，才于文公十五年十二月把叔姬還給魯國。在公羊家看來，按照當時的情形，叔姬為齊國所棄歸，當有罪，本來應該按照宣公十六年《春秋》經文所載“秋，郯伯姬來歸”那樣，即用“來歸”表示郯伯姬是被夫家趕出來的。而這裏記載“齊人來歸子叔姬”，意味著孔子書寫《春秋》，理解文公為他活著的母親著想，為他的姐妹叔姬隱罪。所以才用“齊人來歸”而不是用“叔姬來歸”。所以，孔子的書法便是體現了“父子相隱”的精神。 《谷梁傳》對這則《春秋》記載的解釋，幾乎與《公羊傳》相同：“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9]清儒鐘文烝注解《谷梁傳》此段的時候說：“父母之于子，欲得其免，故順而書之，不從諸直言來歸者例也。何休說《公羊》曰：‘叔姬于文公為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也。’《通典》引董仲舒《春秋決獄》曰：‘《春秋》之義，父為子隱。’謂此事也。”[10] 《春秋》又載： 春秋經：（文公十六年秋八月）毀泉台。 公羊傳：泉台者何？郎台也。郎台則曷為謂之泉台？未成為郎台，既成為泉台。毀泉台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何休注：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築毀譏同，知例皆時。[11] 泉台，魯莊公三十一年春所築，築此臺本來就是只為莊公享樂，而無益於民的事情，所以《春秋》譏之。但是，泉台既成，中經閔、僖二公，至此五十餘年，毀泉台這件事本身，雖然是好事，但是卻意味著有意暴露父祖之惡。所以非孝子孫所為，孔子書《春秋》而譏之。《春秋谷梁傳》于隱元年傳文有雲：“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12]正是同樣的道理。按照公羊學的說法，泉台既然已經早在莊公時候築成，只要文公“勿居”，其存在也並不妨害於人民，那麼就沒必要特地去毀掉了。在這裏，既存之惡不妨害於民，是其政不改的條件，假使泉台的存在妨害於民，那便必須及早改正了。後漢時傳《春秋》的楊終曾以此義說肅宗。肅宗前朝，犯人皆為邊屯，極為痛苦，一些經學家以為這種政策是先帝所立，孝子應該無改于父之道，所以不能改動。而楊終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台，《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己’，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最終“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13] 《春秋》經“親親相隱”義，意味著人有惡行，親屬可以為之隱惡而不揚，亦意味著人有罪行，親屬可以不聽治。其目的在於保全親人之間的血緣親情。而要保障“親親相隱”作為制度能夠實現，便需要另一原則，即“惡惡止其身”。 春秋經：（昭公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14] “惡惡止其身”，何休注曰：“不遷怒也。”[15]在這裏，“惡惡止其身”是《公羊傳》揭示出來的一條《春秋》書法原則。東漢《白虎通》中，把“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納入五行系統：“‘善善及子孫’何法？春生待夏複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16] 春秋經：（成公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招丘。 公羊傳：執未可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人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17] 季孫行父把“子有罪，執其父”視為“聽失之大者”，正是“惡惡止其身”的證據。一種制度，如果不是鼓勵親屬之間互相揚惡，互相指證，而是允許親屬之間對惡與罪的互相隱瞞，便同時需要保障惡行、罪行的親屬們的安全，所以，只有同時規定了隱惡、隱罪的親屬不被連帶處罰，才可能保證他們相隱行為的實現。 “惡惡止其身”的原則，在後來的歷史上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西漢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便曾引曰：“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18]以惡惡止其身的原則反對什伍連坐制。而《漢書·梅福傳》、《後漢書·趙憙傳》皆曾引此義。 二，惡惡：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春秋》筆法，極盡曲徑通幽之能事，其親親極甚，嫉惡亦極甚。在為政之道方面，《春秋》不但提倡親親相隱，而且提倡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春秋經：（莊公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並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諸乎兄，隱而逃之，使托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19]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其意為：臣對君，子對父母，沒有“打算”篡逆這回事，只要有打算之心，便可馬上誅殺。《春秋》莊公三十二年至僖西元年，二三年之間，魯季子、叔牙、慶父三人兄弟叔侄相篡、相殺、相逐、相隱之事，《春秋》筆法，極盡婉曲，微言大義，環環相扣，讀之令人屏息。雖然叔牙是季子的兄弟，但是，當叔牙謀欲弑君，已經準備好兇器，季子果斷地逼他飲下毒酒，毒殺之。在這樣的時候，親親之情退位於君臣之義，只有誅殺謀反的叔牙，才能避免政治的混亂。而因為季子不直接公開殺掉叔牙，而是悄悄毒殺他，托以病死，這樣既除去謀弑君之臣，又保全其名，所以是“親親之道”的表現。 聯繫上文閔西元年慶父弑君而季子不誅慶父，閔公二年慶父再次弑君而季子緩追逸賊，《春秋》都以之為“親親”，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叔牙謀劃弑君而沒有實現，季子就把他毒殺了，這是正當的；而慶父一再弑君並且都弑君成功，而季子卻一再不予追究，甚至放他逃跑，這居然也是“親親之道”。這是為什麼？ 《春秋》書法，原心定罪。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雲：“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醜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20]季子誅殺兄弟叔牙，但是他並非完全不顧兄弟之情，而是因為叔牙陰謀弑君而不得已誅殺之，他悄悄毒殺叔牙，使叔牙避免被天下人恥笑，這便是保全親親之情了。而對慶父，季子兩次放他生路，更是親親的表現。因而，從季子之“心”出發，他不論是殺叔牙還是放慶父，都體現了親親之道。更矛盾之處在于，叔牙只是有弑君的動機，季子便可以將他毒殺，而慶父已經有弑君的事實，季子反而可以把他放走。其原因便在於，叔牙陰謀弑君並且陰謀為季子所知，這時候季子如果放任叔牙殺掉莊公，那麼，他不但看著兄弟殺掉兄弟，而且看著臣弑殺君，臣弑君這一事實本身，即是對政治局面的最嚴重的破壞，這種諸侯之家的內亂，所帶來的不但是諸侯之家的不穩定，而且會把無辜的臣僕、兵士，甚至百姓，都牽涉其中，可能導致整個諸侯國的動盪，甚至是戰爭。因此，在這樣的時候，“君臣之義”高於“親親之情”，惟有如此才能保證普通國人百姓不至於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所以，季子毒殺叔牙，制止了叔牙的叛亂，便是正當的。而慶父兩次弑君，一次是弑莊公，一次是弑閔公，兩次都是弑君的行為已經成為既成事實，季子才作為一個裁決者出現。這時候，季子面對的是既定的弑君事實，如果他再以復仇的名義，或者以正君臣的名義殺慶父，都會導致吳季子所說的“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的局面。正因如此，《春秋》把魯季子不誅慶父、緩追逸賊都視為親親之道的體現。總體而言，諸侯之家父子相殺、兄弟相殘頻頻發生的時代，如何通過發揚親親之情、君臣之義，來穩固諸侯國乃至穩固天下，使天下太平起來，是《春秋》書法的首要考慮問題。 《春秋》另有一次記載“君親無將”。 春秋經：（昭西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於漷。 公羊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然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複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托乎討招以滅陳也。[21] 《公羊傳》對《春秋》記“陳公子招”作出解釋，同樣是用“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的原則，把陳侯之弟招記為“陳公子招”。 漢代白虎觀會議上，在厘定經義的時候，曾確立了“誅不避親”的原則，其文曰： 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春秋傳》曰：“季子煞其母兄，何善爾？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22] 在這裏，《白虎通》已經在皇權專制的制度背景中，把“君臣之義”完全提到高於兄弟之情的地位上，這一做法，上承《春秋》之義，並且把《春秋》的民本立場轉化為君本立場，而下則接上了《唐律》中所規定的，把“謀反”、“謀大逆”、“謀叛”排除出“容隱”的範圍。 三，《春秋》致用 群經大義，相通相生，而學有序次。以西京之學言之，《論語》、《孝經》，不設博士，但乃受經與不受經皆讀之書，如王國維《漢魏博士考》所言：“以後世之制明之，小學諸書者，漢小學之科目；《論語》、《孝經》者，漢中學之科目；而六藝則大學之科目也。”“漢時但有受《論語》、《孝經》、小學而不受一經者，無受一經而不先受《論語》、《孝經》者。”[23]征諸《漢書》，皇帝大臣，雖非博士，亦多讀《孝經》、《論語》。而經學之義，實能互相發明，《論語》尤是，《論語》為尼山口說，弟子門人筆錄，更為入諸經門之幽徑。後漢趙岐早言：“《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24]陳澧《東塾讀書記》申述之曰：“《論語》說《易》、《書》者少，《春秋》則更未論及。然‘有恆’、‘無大過’、‘思不出其位’，《易》之精義也。‘孝友施于有政’，《書》之精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數章，及‘堯曰咨’一章，論堯、舜、禹、湯、文、武，《尚書》百篇，此其提要矣。‘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及‘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祿之去公室五世矣’二章，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尤提其要矣。‘陳桓弑君，孔子請討’，即在‘西狩獲麟’之年，此尤《春秋》之所以作也。經學之要，皆在《論語》中，故曰：‘《論語》者，五經之錧鎋也。’”[25]所以說，“父子相隱”思想由《論語》表出，但通於《春秋》，故為《春秋》之義。 在《春秋》經“親親相隱”義中，為了維護“親親”，《春秋》經文記述，極盡曲徑通幽之能事，在原心定罪的原則下，把誅不避兄與親親相隱結合在一起，而《公羊》、《谷梁》二傳，皆發明微言大義。西漢時期，董仲舒引“父子相隱”以決疑獄，漢宣帝亦引以容子為父祖隱，正是根據《春秋》之大義。 董仲舒以《春秋》裁決疑獄，有一案例： 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為子。及子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雲：“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宜匿乙而不當坐。[26] 《漢書·應劭傳》記載，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這裏所舉的案例為“疑獄”，疑在何處？董仲舒時期的武帝朝，在刑律上正是“重首匿之科”的，乙既已經“有罪殺人”，涉及第三方，按照當時刑律，凡藏匿罪人，都要受到處罰。但這裏的“疑”，應該在於甲乙兩個人是養父子關係上，依據首匿之科，養父藏匿殺人的養子，與一般的匿罪有什麼不同？董仲舒在這裏的分析，包括兩層意思： 第一，根據《春秋》“父為子隱”之義，現行的連坐之法不能用在父子關係上。第二，根據《詩經》中“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之義，養父子關係，是親父子關係的合理延伸，父為子隱成立，則養父為養子隱也應該成立，因為養父撫養養子成人，“雖非所生，誰與易之”。 從經義比附中得出的結論就是，養父甲藏匿殺人的養子乙，與親父藏匿親子一樣，不應當一起坐罪。王充在《論衡》中就評論過董仲舒決獄說：“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忠。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27] 至於西漢宣帝朝，則更以一道詔令，正式使“親親相隱”思想部分制度化。宣帝地節四年下詔曰：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28] 這一詔令，是“親親相隱”思想在行政中部分實現、成為普遍性行政原則的第一次。顏師古注曰：“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29]漢代詔令，當列入刑律之科，蓋漢代律之義甚廣，禮律之別未嚴，皇帝詔令之實際權威，實遠大於已立的律例。宋人林慮集前漢詔令，以成《西漢詔令》一書，又有樓昉續寫成《東漢詔令》，清代四庫全書合二書以為《兩漢詔令》，而洪咨夔為此書寫的序言，便從詔令頒佈程式、效果說明其權威： 若其奉行不度，則有常刑。故廉問不如吾詔者以重論，敢有議詔、不如詔者腰斬，詐詔者棄市，格詔者亦當棄市，矯詔者腰斬，誤宣詔者應罰金，令下腹誹者死，誹謗聖制者當族，謂詔書不可用者，丞相禦史劾之，無承用詔者，禦史奉之，而奉詔不謹者，皆坐以不敬。[30] 是以皇帝詔令的效力，實重於既有律典。並且，前皇之詔，變成為先王之法，多為後皇所繼。《中華帝國的法律》中便說：“實際上，常常有一些並不非常正式的法律規範補充法典中的律。在任何時候，皇帝的詔令——無論是皇帝主動頒佈還是針對某一新的訴訟案件所作——都可以對具體的律加以修正，有時甚至可以廢棄具體的律的適用效力。皇帝的詔令可能只是針對某些具體訴訟案件有效，但有些詔令則可能長期具有普遍效力，還有一些詔令甚至可能被編入法典（也許被編入後朝的法典），進而具有律的普遍效力。”[31] 清代律學大家薛允升在為唐明律“同居相為隱”條作注時引漢宣帝此詔，說：“可見此注最早，《唐律》更加詳耳。”[32]就是說，此詔為唐律“同居相為隱”條的來源。到了《唐律》，“名例”中正式規定： 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33] 議曰：“‘同居’，謂同財共居。”[34]同居即同財共居之家。唐律把相隱的範圍，從《論語》所說的父子，到漢宣帝詔所說的子對父母，妻對夫，孫對大父母，擴大到同居共財的祖父母與孫、父母與子、夫妻、兄弟，乃至一切同居之親人。這便為家庭、家族保留了一定的不受國家權力侵入的自治空間。而且，這一規定有其他律文作為強制性保障。“鬥訟”便規定：“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即嫡、繼、慈母殺其父，及所養者殺本生，並聽告。”[35]“諸告期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二年。其告事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36]這些強制性措施，有力地保障了名例律中“同居相為隱”的實現。從《唐律》開始，歷代刑律，皆襲“同居相為容隱”之律文，由此，形成了華夏刑律一個綿延流長的傳統，並塑造了華夏族群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 [1]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3297页。 [2] 杨树达：《春秋大义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2243页。 [4]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244页。 [5]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2357页。 [6]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247页。 [7]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313页。 [8]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274页。 [9]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410页。 [10] 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第412页。 [11]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274页。 [12] 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365页。 [13]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598页。 [14]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325页。 [15] 同上。 [16] 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194页。 [17]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298页。 [18]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585页。 [19]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242页。 [20] 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证义》，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92页。 [21]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316页。 [22] 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211页。 [23] 王国维：《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2003，第86、87页。 [24] 赵岐注，焦循疏：《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14页。 [25] 陈澧：《东塾读书记》，《陈澧集》（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7页。 [26] 程树德：《汉律考》，《九朝律考》，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161页。 [27] 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542页。 [28] 班固：《汉书·宣帝纪》，第251页。 [29] 同上。 [30] 林虑、楼昉：《两汉诏令》，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184，诏令奏议类，426－976。 [31] D·布迪、D·莫里斯著，朱勇译：《中华帝国的法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第45页。 [32] 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第83页。 [33] 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注：《唐律疏议笺解》，北京：中华书局，1996，第466、467页。 [34] 同上，第466页。 [35] 同上，第1623页。 [36] 同上，第162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