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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书院） 儒学于当代中国获得一定生命力，形成了所谓“儒学热”文化现象，并由此形成了相关之学术研究。哲学是理性之母，唯有以哲学为逻辑起点才能正确显现儒学之时代性意义，[1]从而在儒学哲学的正确导向下复兴儒学，使儒学产生化成天下之效用，进而自在性地进行国际传播。儒学之所以经久不衰，在于其思想之永恒意义，在于其能够解决人类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儒学认为,文化只所以能够传播,在于其所具有化成天下的作用。《易·贲》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下离上艮，“相见乎离”、“成言乎艮”；（《说卦传》）“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说卦传》）“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说卦传》）《贲》艮以离，明其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贲》是对文明本质之深刻推定，文化之终始在于贲之所饰，故儒学的时代性在于给出人类文明之终始，在于其所承诺之终极价值及所给出化成天下之文化路向，即所成文化之终而所成文化之始。职是之故，儒学的时代性必以即成文化之终而所成文化之始为基本特征，而即成文化之终则必然基于对人类文化问题的时代性反思,亦即以其所明而成终成始，进而化成天下，此乃儒学传播之关键所在。 一、人类文化问题的时代性及其哲学反思 当代儒学复兴，出于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与解决问题之期望。人类于当代已经产生和正在发生以及在将要出现的问题，促使人们追寻问题之原因，明析来龙去脉，以图正确解决之。由于人类文化已经形成的多元性，以不同文化面对问题，出现了不同的价值诉求与解决方案。反思表明，人类现当代文化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体从而使实用主义成为价值取向，科学技术为实用主义之工具，唯科学主义与唯经济论成为基本社会意识形态，上已成为国际社会及其中国当代社会之进路。由于实用主义、唯科学主义与唯经济论出于主体之自以为是，所以，产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与对此反思而来的人类文明危机，乃历史与逻辑之统一，应当认为，所有出现的问题，是由哲学的自以为是产生之必然结果。[2] 上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家们在哲学与科学理性的高度发现并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局限与不足，认为人类要想继续在这个星球生存下去，需要从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寻找智慧。反思表明，早在中国不断鼓吹“全盘西化”的上世纪初，西方的思想家即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关乎此，当时中国所谓的文化精英们却视而不见），最终深刻地推定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西方的终结”、“上帝死了”、“人也死了”等等问题形式，从而形成了西方文明的“终结性问题”。[3]对西方哲学进行的深入反思表明，无法解决的哲学基本、根本与核心问题是形成西方“终结性问题”的根本原因。西方哲学史表明，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其仅仅只有一个目的，即力图为人们提供非自以为是的生存智慧。是故，哲学力图以本体论给出是之所是——存在之为存在，由此在主体性上承诺了非自以为是，亦即主体的所有推定都是是其所是，而不是主体的自以为是。然而，由于是其所是之本体论困境，使哲学存在着自以为是的风险，所以，古希腊哲学的深刻以至于在当代仍具有重要意义之处即“认识你自己”。哲学的自信在于其非自以为是，从而宣称哲学是“科学之科学”。哲学是科学之母，是一切知识的根本知识。为此，哲学家前赴后继，以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不断寻求可靠的客观的本体论支持，因而产生了诸多理性范畴，如理念、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等，当然，其间一些哲学家也以主观意志、自由意志、唯意志论等承诺了哲学智慧的自以为是之本性，悲观主义所以出也。最终，西方哲学经历了几千年的长期探索，因无法推定及解决本体存在的自在性问题，在经过痛苦的反思之后，于现代宣布了“哲学的终结”，显然，“哲学的终结”不但表明智慧的终结，而且由此承诺了以往哲学所提供的智慧在本质上乃自以为是，从而表明自以为是是西方哲学力图解决却终究没有解决的问题，使“自以为是”成为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职是之故，“自以为是”乃深刻理解西方思想史的哲学范畴，对自以为是之自觉与反思是西方哲学历史与思想逻辑之统一。西方哲学表明，为了应对人性的自以为是而产生了哲学智慧，而“哲学的终结”则宣告哲学智慧仍深陷于自以为是，从而使自以为是成为哲学根本问题。 显然，“终结性问题”反讽了当代实用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唯经济论的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的本质性。由此凸显的是，当代文化是一个思想理性与社会实践相疏离的时代，“终结性问题”的实质是人类的历史实践失去了理性根据。然而，虽然无法解决“终结性问题”，人类社会却不能不运行，人们不可能不生存，从而使当代社会深陷自以为是、道德沦丧、唯利是图之境地，[4]产生全球性经济危机与因掠夺自然资源造成的生态灾难则成为必然，由此表明，人类文明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现代文明进路正在使人类坠入自我毁灭之深渊。显然，儒学的时代性则是首先面对上述现代性问题，即儒学承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能力与理据。此即是说，儒学之所以具有时代性，是因其能够解决时代性问题，而所有承诺之理据，则由儒学文献进行的推定所给出。 所以，儒学所具有的时代性意义，需要在其基本性上应对哲学、科学等“终结性问题”，以引领文化走出终结，开新文化传统。 二、“终结性问题”之儒学判释 在由“终结性问题”造成的人类危机面前，关乎儒学的时代性，绝不是西方来寻找中国的古老的智慧，而应当是中国之儒家君子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智慧。中国首先应做好自己的事情，以良好之表帅做用，使人类文明步入正途。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仅仅以儒学为表象的自我标榜与吹嘘不但不会有任何益处，而且只能使人们加深对儒学的误解。职是之故，按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儒学的时代性即儒学只所以具有时代意义，是因其所具有的应对时代性问题的能力，亦即对问题给出正确判释与解决方案。 西方哲学终结的原因在于本体论建构的“是”其所“是”陷入困境，即本体论的“是”其所“是”仍然是主体论的自以为是，从而使自以为是成为哲学根本问题。因此，把哲学定义为是对自以为是自觉与反思的思想理论学说，是哲学理性的历史与逻辑之统一。反思表明，产生哲学自以为是的基本原因乃因为时间与空间对主体思维的制约作用，在于主客体及本体时空之间的同一性之误。因此，解决哲学自以为是问题只能于时间与空间亦即时空之间问题入手，职是之故，时空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反思表明，只所以产生哲学这一学科形式，乃因为人们需要非自以为是的生存智慧，以保证人们的生存方式即生命的存在与安顿方式具有与自然本体的统一性，即哲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提供非自以为是之智慧，而是要通过哲学智慧使人类的生存得以正确安顿，即哲学不仅要“穷理尽性”，而且要使“穷理尽性”与“以至于命”统一，哲学承诺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终极关怀。由于西方哲学于“穷理尽性”即力所不逮而陷于自以为是，弗论“以至于命”，是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显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核心命题出于《易》，因此，从《易》给出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思想原理，外化《易》哲学思想体系，即可推定西方哲学难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原因所在，从而解决西方哲学时间与空间的哲学基本问题与自以为是之哲学根本问题。[5] 反思表明，西方哲学之所以使时间与空间成为哲学基本问题，原因在于主体与客体、主体与本体、客体与本体时空之间的二元性，当然，时空之间的二元性有其理性的自为意义，其主要成就是产生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但是，随着哲学与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终于发现所谓的时空之间是被主体的时空限定性所限定，因此表明时空及时空之间是主体的自以为是，所谓时空之间的二元性实质上是主体时空形式之外推，所谓本体不过是主体通过时空之间进行的时空干预，对真实的本体则一无所知。于是，西方哲学在是其所是的本体论上出现危机，所建构的是其所是不过是自以为是，哲学因此而终结，科学也因为失去了本体论的支持而终结，从而产生所谓“终结性”问题。 因此，如果认为儒学具有时代意义，必然承诺解决“终结性”问题。这就是说，于当代兴起“儒学热”，不应当出于民族主义之文化意识，而是因为儒学能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否则，儒学之复兴不但没有必要，而且通过民族主义之鼓吹所发之“儒学热”，也必然如昙花一现,不可能具有永恒生命力。 是故，以儒学思想应对西方的“终结性”问题，是儒学复兴的基础性工作。这一工作必然回到儒学群经之首之《易》经，以对《易》哲学思想原理之推定，中和贯通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解决西方的哲学问题。显然，以对人类思想史——包括哲学、科学与宗教——的反思从而对哲学进行定义，即哲学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的思想理论学科，此定义是对人类思想史之中和贯通，人类所有的思想不过是为了避免自以为是，以寻求安顿自身生命的中和贯通的自在方式。中和贯通的理性承诺首先需要使儒学经典尢其是《易》能够中和贯通。然而，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易》以“两派六宗、互相攻驳”的理论形态呈现出“惭枝游曲”之易学根本问题。对“惭枝游曲”易学根本问题的反思表明，产生此问题的根本原因乃因为“以《易》疑丘”，从而误解孔子思想两千余年，后儒出于自身的价值取向“以《春秋》知丘”而异化儒学，最终使儒学“罪天下”，从而以“打倒孔家店”的结果使儒学退出历史文化之主流地位。对此进行的正本清源表明，“以《易》知丘”是当代重新理解孔子儒学思想的唯一正确途经，而对《易》哲学进行外化表明的“形而中论”思想原理，以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论推定，不但能够解决西方“终结性”问题，而且为人类社会之化成，给出了正确的历史进路。 《易》“形而中论”哲学对时空之间乃以“形而中”之主体中和，形成了以“形上性”与“形下性”之中和贯通的思想原理，主体之所以具有主体性，乃在于外时空与主体自在的内时空之中和，[7]从而以主体与客体及本体的时空中和统一，使主体正确的认识世界及安顿自身的生命，《易》哲学使人们走出自以为是，以“和中为是”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给出自然、人类社会与人生的“损益之道”，指导人们如何“避损行益”，从而以“益道”化成天下。“益道”表明，对于人们的生命安顿，是以生命的内时空形成其科学性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其不同于西方的外时空科学性即“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的科学直达人的生命，其科学原理为形上性，而西方科学只所以终结，其原因即在于所有理论建构于外时空，因此为形下性终结。按《易》“形而中论”哲学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形神中和”使形上性科学主客一元，而“形神相分”则使形下性科学主客二元。[8]是故，《易》哲学之时空中和的思想原理，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理论形式与“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性，以其时空中和，给出了“天人和中”的理论推定，[9]为实现人与自然的生生和谐、为人类社会的生生不息，给出了永恒性的理性建构，因此，儒学是人类思想长河中的最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对人类解决现代性问题，走出社会及自然生态危机，厘正人类文明的历史方向，极具重要意义。[10]而人类之科学，必于《易》给出的形上性科学即中国生命科学为方向，此不但为“益道”之必须，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归结，而且为群体与个体的生命意义所使然。 三、儒学传播之相关问题：儒学与儒行 虽然儒学提供了人类文明应然的历史进路，但是，就儒学以及人类社会的当前状态而言，儒学显然还不能出场。这仅仅因为，儒学自身的学术理论反思还远没有完成普遍性的正本清源，以走出汉宋以来异化的儒学误区，而就人类社会的文化形态而言，显然还没有自觉运用儒学的理性要求。应当认为，当代的所谓“儒学热”，不过一阳来复，即“阳在下也”，故儒家君子应“潜龙勿用”，（《乾·初九》）儒家君子当进德修业，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知终终之，知至至之，以内道外儒之修为，为使儒学化成天下而藏器待时。 对于当代儒家君子而言，及时进德修业是重要的。《乾文言》曰：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上述乃孔子对《乾》之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之“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此乃以儒家为职志者之座右铭，可不慎乎！广而言之，《乾》之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也应当是当代中国之姿态，由此方能“元亨利贞”。（《乾》） 《易》、《论》表明，儒学乃君子之学，当此儒学一阳来复，应倡导君子儒学，以培养儒家之君子人才。“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彖》），儒学历经上百年摧残、数千年之异化，于今方有“资始”，故儒学之动当应“天”之所动即由天所统亦即“乾以君之”。（《说卦传》）《乾》卦表明，“乾之动”为初九“潜龙勿用”，[11]儒家学者亦当“潜龙勿用”。 乾初九爻刚而位刚，刚胜，“乾之动”当位于“震”，“雷以动之”（《说卦传》），《震·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儒家君子当“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乾之齐”为九二“见龙在田”。 乾九二爻刚而位柔，刚胜柔危，“乾之齐”不当位于“巽”，“风以散之”，（《说卦传》）《巽·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儒家君子当反思学问，以使所思齐于天道，故应“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乾》之现”为九三之“终日乾乾”。 乾九三爻刚而位柔，刚胜柔危，“乾之现”不当位于“离”，“日以煊之”（《说卦传》），《离·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乾·文言》）儒家君子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现无咎，故应“进德修业”。何谓“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乾之兑”为九四“或跃在渊”。 乾九四爻刚而位柔，刚胜柔危，“乾之兑”不当位于“兑”，“兑以悦之”，（《说卦传》）《兑·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乾·文言》）儒家君子当审时度势“或跃在渊”而贞吉悔亡，故“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由上表明，《乾》初九、九二、九三、九四给出了儒家君子藏器之内道修为，以待时而发为《乾》九五“飞龙在天”即外儒之用，九五乃“乾之劳”以化成天下，即以天道所统，行外儒以教化天下。 可见，内道乃外儒之质，外儒乃内道之行。“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当儒家君子“隐而未见，行而未成”之时，“是以君子弗用也”，故应“潜龙勿用”。为使所修之齐，适时“见龙在田”而“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修君子之德也。故当此儒学一阳来复之际，“学辩居行”乃当代儒家君子之行为准则，即当位于“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终日乾乾”及“或跃在渊”，当以进德修业为行。或问曰：儒学何时为世所用？答曰：如上所言，即《乾》九五之劳也，所劳唯“飞龙在天”、大人造也，即儒学成行，夫唯大人方可。何为大人？《乾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虽“潜龙勿用”，然作为儒家君子，既以学术为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故应“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乾文言》）成德为行，日见之行，学行和中统一。所以行者，“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其学必“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当贯通中西，正本清源，以辩其学，[12]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形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与传世文献，以中学西渐，开新文化传统。总而言之，儒家君子者，所学即所行，其行即其学，学行如一。此谓以儒道修身，生命学问一也。 虽然儒家君子当位于“潜龙勿用”，不过，对于中国社会而言，适当运用儒学思想，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乃不失明智之举。然而，其中要特别加以批评的是以儒学投机社会，谋取利益，其混淆视听，无论对儒学以及对社会，都带来了极坏影响。问题表明，把儒学异化为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以及对儒学进行庸俗化、宗教化，是对儒学义理之故意枝解，其不但有害于儒学，而且伤害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感情，所以根本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甚至使问题愈发严重。 可见，问题在于，如何才为正确运用儒学，而正确运用儒学需要正确理解儒学之学理。显然，由于历史造成的对儒学的歧解与误用，形成了诸多学术与理性上的问题，从而导致于现代产生了简单而盲目的文化进路——打倒孔家店。所以，在“打倒孔家店”之后于当代文明中言及儒学复兴，如何返儒学之大本、归儒学之道源则成为重大的学术与文化问题。 《易·贲》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由《贲》可知，使天下化成需要文饰以明之，文明即以文明之，以文饰而明之即为文化。按《易·同人》之理，“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故按《贲》、《同人》卦之理，文明以健，中正而应，是以化成天下，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故文化与文明之关键是“修文德”以和“中正”，此谓“文和中“是也。 “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系辞传》）故 “财以聚人”。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故社会当“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此谓“均和安“是也； 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以何而正？按《易》理，乃《乾》卦之“元亨利贞”是也。《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故“元亨利贞”乃在于把握天道，而何能把握为天道？《乾》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象》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大人由此正己正人而天下化成。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此谓“政治正“是也。 是故，根据《易》、《论语》等文献，孔子儒学思想之所以能化成天下，乃因其“文和中，均和安，政治正”。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纪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是故，正确运用儒学，首先应解决现当代人类社会之“终结性问题”，以引领人类文明之新方向，而不是陷在“终结性问题”之中而难以自拔。陷在“终结性问题”的文化进路中，何以言儒学之国际传播！所谓国际传播乃是儒学在世界范围内之应用，即世界为儒学开新文化传统所化成。是故，按照儒学“耻言过行”、“君子求诸己”的道理，要求中国首先用儒学应对与解决“终结性问题”，进而在实践中运用儒学解决所存在的社会问题，从而以“文和中，均和安，政治正”使“近者悦，远者来”，以其所具有的示范作用，使国际社会“远服来朝”、自觉学习运用儒学，此乃儒学之真正传播也。 注 释 [1]鞠曦：《哲学、哲学问题与中西哲学》，《恒道》第四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页。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531 [2]鞠曦：《论当代中国社会之基本问题与儒学批判》。《鞠曦文集》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588 [3] 鞠曦：《哲学、哲学问题与中西哲学》，《恒道》第四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页。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531 [4] 鞠曦：《论中国现代社会之基本问题与儒学批判》。《鞠曦文集》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588 [5] 鞠曦：《论易学之基本、根本与核心问题》，《鞠曦文集》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59；鞠曦：《易经及哲学核心问题论纲》，《鞠曦文集》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334 [6] 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62页。 [7] 鞠曦：《<易>哲学之形而中与内时空之形而上》，《鞠曦文集》，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150 [8] 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98页。 [9] 鞠曦：《<周易>天人和中哲学论要》，《鞠曦文集》 [10]鞠曦：《<易>与“新传统主义”》《鞠曦文集》鞠曦：《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鞠曦文集》 [11] 此所谓“乾之动”与下“乾之齐”、“乾之现”及“乾之说”，乃为《易》之当位说，依据为《说卦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以此推定六爻之位，由初至上即“动、齐、见、说、劳、成终成始”，当位说之吉凶悔吝，与爻辞对应中和，故《系辞传》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关于当位说之具体论证，见余：《易经诠释学论（卷一）：说卦传之六爻成效》（载《第十三回世界易经大会论文集》）、《易经诠释学论（卷二）：六爻成效之爻位和中》（载《第二十一届周易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2]鞠曦：《中国哲学正本清源论要》，《鞠曦文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