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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孟子的忧患意识 孟子是战国时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战国乱世，对政治最有影响力的道家、法家、墨家大多采取一种消极顺应时势或者功利的态度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主张，他们的主张对于建功立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无助于世道人心的提升。孟子在诸子基于功利权衡或消极否定的一片嘈杂声中清音独起，“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以浩然之气贯彻儒家信念，定要以道德的理想主义来引导社会归诸正途。 尽管孟子也认为政治的关键在于统治阶层尤其是君王的振作，但是他的忧患意识并非像孑L子那样主要关注上层阶级，而是将视角转向政治的另一方，即“民”、天下的百姓。他提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前面提到，在周公那里，已经意识到人民的力量在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但是人民仍然只是作为政治的辅从而得到肯定的，直到孟子这里，民作为独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才得到真正的肯定，列于社稷和君主之前。可以说，孟子将民的地位提高到古代最高的地位，这正是孟子忧患意识的一大特色。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君君臣臣，希望人们通过道德的自我约束，来践行社会的礼仪，正所谓“克己复礼”，但是他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即如果统治阶层做不到这一点怎么办?实际上孑L子道之不行，正表明统治者的确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天下大乱。孟子面对世道的衰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思考，提出了民本主张。孟子认为，只有真正树立人民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肯定人民在政治中的独立价值，才能在君、臣、民三者之间实现有效的制衡，达到政治的均衡。君和臣虽然统治人民，但是民心却是衡量君臣素质、为政得失的标准。君主不行仁政，暴虐无道，便是独夫民贼，人民可以诛杀之。臣下包括士人的进退，不能凭君王的喜恶，也不能靠左右亲近之人的言辞，必须看人民的意见如何，然后经过考察再决定(《孟子·梁惠王下》)。不仅在做政治决定的时候要考虑到人民的意见，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君主也要做到“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他倡导君主本其仁心扩而充之以行仁政，仁政不是空洞的H号，而是要转化为切实的政治行动，这便是“养民”，要实行井田制等经济政策，使民衣食无忧。其具体的主张便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13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且不论井田制等在当时是否可行，“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体现了孟子对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关怀。 为解决时代的痼弊和忧患，孟子不仅在政治上提出“民贵君轻”论，以解救政治上的被压迫者，而且在哲学上继承了孔子、曾子、子思一系的生命哲学，提出“性善论”主张，将周公以来经过孔子等人发展的道德主体彻底建立起来。孟子认为，面对忧患，人不必通过宗教的途径向外界寻求上帝、鬼神之类东西的帮助，而是转向“心之四端”的寻求和扩充。“天命之谓性。”(《中庸》)当人能在其自身找到行动的终极依据的时候，道德主体便彻底挺立起来，从而真正地能忧患、会忧患，真正地担当起责任来。唯有如此，一个人才会坦然而坚强地面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忧患和考验，才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概。在这里，与孔子“乐”之境界相比，孟子将忧患意识提升为“浩然之气”塞天地的境界，这一方面说明孟子所面对的时代忧患之深，同时也表明孟子忧患意识之强烈。 四、忧患意识的现代转化 周公面对政权的忧患而思明德慎罚，以德保位dL子慨叹贵族生命的堕落，便以仁道提撕其生命；孟子悯天下受暴乱之荼毒而高唱“民贵君轻”、“人性本善”，都体现了圣哲仁心照体独立，故能应物变化，与时、与世迁移，对时代之忧患做出很好的回应。传统患意识所蕴含的辩证思维方式所彰显的人文精神，都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价值。’ 但同时也要看到，传统的忧患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都把解决问题的关键归之于主体性问题的解决，即只要政治主体——君主能够克峻明德，那么通过他们的主体投射，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根本解决。这无疑是一种“泛道德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忧患意识要实现现代转化，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意识上的忧患或者个体的自觉，．而必须有客观的方法、路径可循。传统解决忧患的方法：察几和以道德勇气应势，都是有所不足的。前者虽然高明，但是其方法却要靠悟性，④难以制度化、工具化而得以普遍应用，后者精神可嘉，但同样也拙于手段。 笔者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传统的忧患意识进行创造性转化，最根本的是要弱化其主体性。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它相信人在宇宙中的重要作用，并将解决人类问题的最终力量归之于人类本身。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是它也有其弊端，即过于强调主体作用，导致泛主体化。它忽略甚至否定了外在世界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和运行法则，要以主体的意志投射到其所及的方方面面，这一方面不利于科学的产生，另一方面政治也秉承了这种性格，导致“泛政治主义”，一切都要通过政治来解决，这为专制、极权提供了土壤。所以，必须弱化主体性特征。所谓弱化，并非丢弃或完全否定忧患意识，而是过去主体性太强，导致了种种弊端，现在要使之达到恰如其分、中庸的程度。弱化主体性，承认一个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从而使科学得以引入。在政治上，则摒弃泛政治主义，承认政治的客观独立性，由道德、心性所主导的政治转向制度建构，由极权专制转向民主政治，使政治不能过多干涉其他领域，同时，统治者也不能过于强化自己的意志，应尊重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传统政治的弊端在于人治，政治的运作过于依赖统治者的个体素质，因此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对于民众来说，无疑是真正的“洪水猛兽”。现代的政治文明，则要运用“架构表现”⑧的手段来规范政治，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并真正体现民众的意志，由民众形成的客观精神(法律、制度)而不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来主导政治。 同时，对传统的忧患意识进行创造性转化，还应该从当今时代面临的问题出发。不仅为人文世界中的政治冲突、经济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恐怖主义而忧患，还应该为人类生存的环境而忧患。诸如能源危机、生态危机、艾滋病等全球性问题，应该成为现代忧患意识中的重要内容。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忧患意识向现代忧患意识的转化还需要有国际的视野和全球的眼光。和谐世界的构建，首先有赖于唤醒全球政治家乃至整个人类深沉的忧患意识。这也恰恰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给人类政治文明提供的宝贵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