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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道家的立场研究“虚静”，则须采取精微的立场分析之，否则，“虚静”过于混沌而陷入隐晦不明的境地。 “虚静”乃道家（道教） 惯用语，亦是凸显道家（教） 修养之深的“境界”语。对于“虚静”，世人多以“一词”对待之，即以混沌、综合之眼光对待之——“虚静”乃“虚无”之境界。自然，若以大文化、大国学之视角看待之，取“虚静”复合义亦未尝不可。但若从道家的立场研究“虚静”，则须采取精微的立场分析之，否则，“虚静”过于混沌而陷入隐晦不明的境地。 “虚静”一词，在老子《道德经》中本是分解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16章）细究此章，当知虚、静本为两种不同的状态，且此两种状态密切联系，一则虚乃通往静的必然之路，或曰，若达到静，当需从“虚”开始；二则，只有致“虚”到极处，才能笃实归静，进而达到“没身不殆”之境。亦是在此意义上，老子才有“致虚极，守静笃”之说。无独有偶，近日予读《老子道德经憨山注》第十六章时，得见憨山对“虚静”的另一解释，获益颇多。憨山云：“致虚极守静笃者。致，谓推致推穷之意。虚，谓外物本来不有。静，谓心体本来不动……”憨山注老子自然多从佛家立场入手，然其对虚、静的内外二分可谓精当，笔者对于虚、静的内、外二分亦是受了憨山大师的启发才得以成文。 窃以为，虚者，将外物空掉也；静者，内心寂然不动也。故欲达到静，首先要“虚”，若无“虚”之功夫，“静”之境界则难以达到。故道家（教）所谓的“虚静”可从此境地上做两重观。 “虚”。道家之“虚”虽有“空”之意，然却又不完全类同佛家之空。道家视野中宇宙万物乃为道所生，应依附于道，顺应大道。自然，人亦应顺从大道之流行方能逍遥游于万物之间。然而，遗憾的是，人往往为外物所执而陷入“有待”的锁链之中，恰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2章）于是，人之本应澄明之道心为外在之物所污染、所束缚，最终陷入“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归” （庄子·齐物论）的悲哀境地。故“虚”当谓从外物的角度而言， 即要“虚”掉“外物”，进而渐次达到明静之心。 “虚”的功夫在老子《道德经》中多采取“以无观有”和“去欲”的方式而进行，且老子多言虚无之用——因为虚，故能容纳、涵盖万物。宋人苏轼所言“空故能纳了”概括得颇为精当。所谓“以无观有”，乃是以“空无”之心而呈现“妙有”之用：如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牗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即言虚无（空无）之用；第五章“天地之间，其尤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则亦虚之“动”，“虚”而动，实乃“静极而动”，此乃从哲学之层面言说之。 所谓“去欲”，实则“排除”杂念之过程，老子的哲学核心乃“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然愈达到无为之境，须“空”掉各种欲望，正如其所言：“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3章）“虚”在老子视野中，乃是成就“实”，成就“有”，乃至“没身不殆”的重要环节，故老子言“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44章）；第四十五章老子亦言“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其中“大盈若冲”之意为真正的充盈若空虚之状，因为空虚，所以才能容纳万物，才可以长久。 如果说老子之“虚”多带有形上之意，且多从治世角度而言，那么庄子之“虚”则偏重于人生体验，从解脱外在束缚之层面而展开。庄子理想之境界乃是“逍遥游”，逍遥游之关键在于“无待”，而达成无待的先天条件则是“虚”，是“空”掉一切，不粘滞，不执著。自然庄子之空，非谓佛家否认万物之存在，而是将自身融于自然万有之中，应时而变，浑然一体，一如陶潜所谓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那么庄子又是如何进入“虚”之状态的呢？ 概言之，庄子对外物之“虚”乃通过“忘”的态度而达成： 《齐物论》中南郭子綦之所以能与大道为一，在于一个“忘”字——忘物乃至忘己；《大宗师》中庄子借颜回之口予世人敞开了一条通往大道的路径：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处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其实这条“坐忘”之路贯穿于《庄子》始终，《大宗师》中女偊亦有如是之言：“……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在宥》篇中庄子借鸿蒙之口而言：“隳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亦是将“忘外物”视为通达“虚”之路径。《人间世》中庄子借孔子之口言道：“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则言“虚”乃通往大“道”的必由之路——唯道集虚。至于梓庆削木、佝偻粘蝉、津人操舟等寓言故事，无不将“忘外物”作为通往“大道”之要津。通过“忘物”、“空”掉外在束缚而返回自身乃属“虚”，若虚到极处，渐次做到“忘己”，则是达到“静”的境地了。 “静”。窃以为，“静”的层次高于“虚”，乃属道的状态，所谓“虚一而静”即言由虚致静：空掉外物为“虚”，空掉“自我”则为“静”，恰如憨山大师所谓“心体本来不动”。如果说“虚”乃从主体对宇宙万有的“不执著”上下功夫， 那么“静”则从主体自身上着力。“空”掉外物已属不易，空掉自我则更加困难，此亦“修道者多得道者少”之要因：因为空掉“自我”而达成的“心体”之“静”（定）意味着“得道”，意味着合于大化之流行。我们姑且审视老庄又是如何致“静”的。 老、庄在“虚”万物的进程上有所不同，在“静”的取向上亦各有所偏好——虽然“道无二致”，二者在道之境界上并无高下之分。但老子的“无我”之静多偏重于“托天下”（治国）之层面展开，虽然也涉及到“长久存身”（人生）之道：如“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13章），即言“去身”（空我）而托天下；又如“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则言“去私”（空我）而成其私。“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则从“无（空）我”之角度谈治国之道。限于篇幅，笔者此处不对老子“无私”（偏重政治）之目的做过多探讨，而着力分析去私（空我）之状态。当主体空掉“自我”，乃意味着与物“浑然中处”，不分彼此，进入“无状之状，无物之象（14章）”的混沌状态，或曰“惟恍惟惚、窈兮冥兮”的恍惚状态。在老子看来，这种寂寥、混沌之状恰恰是众生之根本。“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16章）当个体达到无物、无我的“虚静”之状，即谓得道——人与万物各得其位，故能长治久安。就此意义上，《老子》第八十章的小国寡民状态可理解为“虚静”之道所幻化的理想国。 庄子哲学偏重于人生之逍遥，他通过“忘物”解脱外在“有待”之束缚，又通过“忘我”、“虚己”达到“静”之混沌状态，进入“虚静”无碍的状态便可逍遥而游，故庄子看重“忘己”。《齐物论》中南郭子綦“坐忘”的核心在于“吾丧我”；《大宗师》中颜回斋戒的关键亦在于“隳肢体，黜聪明，离行去知，同于大道”之“无我”；得道的女偊七日“外物”，九日“外生”，外生而朝彻，朝彻而见独，见独而无古今，以至于撄宁，其要核亦在于“无我”。只有进入“无我”的虚静状态，才能够回归自然而然的原态生命，才能逍遥遨游于宇宙之间而无所挂碍——自然，此种逍遥乃是精神的逍遥，更是精神意志的自由流动。若能明了庄子“澄静”之道体，对其哲学思想当谓迎刃而解。“虚”而“无物”则不拘泥于物：“静”而“无我”则不凝滞于“我”：无物无我，故能胸怀万物，从道的立场出发而齐万物；不凝滞于“物”故得自由，不执著于己故能逍遥。“无物、无我”则同于大道。 由虚致静最终合于大道，自是修炼者的造化。然世俗之人往往错将由“虚静”所达成的“混沌”之状定位于“糊涂”，则绝非明智之举。虽然清人郑板桥有“难得糊涂”之说，然此“糊涂”非真糊涂——郑氏在充满调侃的牢骚背后隐匿着大智慧。遗憾的是，世人执著于语言的“糊涂”，却忘却了糊涂背后的“智慧”，而最终落入真正的糊涂——大道之表象虽为混沌之状，然得道者却有洞若观火之“明”，因此有必要对“明”做一探讨。 明（智慧）：虚静之果。道家之混沌并非世俗意义上的糊涂，而是经过了从“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最终至“看山又是山”的“正、反、合”之超越过程。正如老子渴求“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一样，老子希望****身体若婴儿般柔软，思想“如婴儿之未孩”，沌沌兮若无所归。然而假若人没有经过世俗之浸染、历练而始终停留在原始的“混沌”未开化之状，亦非“道”之真谛，道之真谛乃“超越后的复归”，所谓返璞归真是也！斯乃道之引人入胜处。易言之，道之混沌远非世俗浅薄之“难得糊涂”所能比拟，言道混沌乃是道之运行之象，而“恍惚”之象中有“明”在焉！事实上，老子之道与“明”息息相关，《道德经》中对此论述颇多：“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16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22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33章）“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36章）“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光，无遗身殃，是谓袭常”，（52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55章）等等。可见，老子之“道”绝非世俗之“糊涂”，而是一种“澄明”，此澄明乃是由“虚静”所引发，“空”掉“物、我”自然有一种“明”在，一种“智”在，此“明”乃是“大”明，亦是“大”智，因为其大，难以言说其妙，故以“恍惚”之状、“混沌”之态强比拟之。老子如是，庄子亦然。《齐物论》中，庄子在谈论物之是非问题时，发出“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之慨叹。“莫若以明”无疑乃道的立场，即顺其“物性”的不干涉主义，让“物”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自然，物性之自然显现须有“虚静”之功夫，亦蕴含着“明”的智慧。“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止”即“静”，而“鉴”则意味着“明”，由此“虚静”而明亦顺理成章。“明”其实是一种大智慧，此种智慧的获得皆与“虚静”息息相关。 不过，道教乃至后世道家则多将“虚静”用于“养生”：隋唐道教的重玄学派主张“有无双遣”的虚静理论——自心既不滞于有，又不滞于无；既不执著于境物，又能与物常应常静，谓之常“清静”，达此境者，方可悟入真道，与道合一，超越生死变灭之境，可谓养生之终极；后期道家著作《淮南子·精神训》对“虚静”养生亦非常重视，“是故圣人以无应有，必究其理；以虚受实，必穷其节；恬愉虚静，以终其命”，亦看重虚静的“长生久视”之术。但是，纵观道家（教）发展之历程，无论以“大道”治世（如黄老之术），还是逍遥游世（庄子），其中皆蕴涵着一种超然物外、洞察宇宙的大智慧（大明），此大智慧中有大解脱、大究竟，斯乃道家（教）学问的引人入胜处。而大智慧、大解脱之达成，又须于虚静中成就，明乎此，当知“虚静”在道家（教）中的核心地位——得虚静、守虚静者，得大道也。（郭继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