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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进入北平后，曾有一些战士借住在张家前院。他们在地上铺些稻草，睡在上面，每天很早起床，将前院打扫干净，从不跨入中门，进入中院。某日清晨，他们将屋子收拾干净后，班长到中院对张恨水敬了个礼，说他们要走了，请张过去检查一下有没有损坏东西，张笑着说：“没有，没有。”然后目送他们离去。 北平解放后，张恨水存在私人银行中的多年积蓄随着私人银行离开北平而化为乌有。接着，报纸说张恨水是国民党特务，张气急之下，突发脑溢血，大病一场。家中只好卖掉砖塔胡同口的大院子，支付医药费，另购砖塔胡同43号的小院。 张恨水谈及择妻的标准说：“绿荫树下，几个好友，谈至择妻的问题。有人说，要美丽的，我以为不如赏花。有人说，要道德好的，我以为不如看书。有人说，要能帮助我的，我以为不如买架机器。有人说，要能让我快活的，我以为不如找各种娱乐。说到这里，朋友不能再找出好的标准了，就问我要怎样的人？我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要一个能了解我的。” 后来又有女子问张恨水择夫的标准，他说：“要说话诚实，做事有秩序，且知卫生。身体强壮，而不肥胖。无论学文学、学科学，要喜欢文艺，有美的意味。无不良之嗜好，无虚浮之习气，所入虽不必太丰，然家庭及子女教育之费，必能努力罗致（但有不得已，亦可原谅）。合乎以上几个条件，女子似乎可以嫁了。大腹便便的至于官僚政客，满口新名词的大代表，身洒香水、脸擦雪花膏的荷花大少，这种人，未必不可取，但是以言终身的良伴，那就差得远了。” 30年代初，张恨水担任北平《新民报》总编辑。有天，他从读者来稿里，发现有篇小说，文字朴实无华，内容不落俗套，自己也觉得颇有相形见绌处。于是全文刊登，还亲自撰写按语，称赞它是《新民报》创办以来，十余年间难见的佳作，特向读者推荐。几天后，有朋友告诉他，那是抄袭鲁迅的《风筝》，并将载有《风筝》的刊物翻给他看。张恨水读了，不禁哑然失笑。 抗战期间，署名张恨水的伪书泛滥，一次，四川省水利厅长何北衡设宴招待张恨水，谈及伪书，问他：“你恨不恨这些人？”张一脸严肃地答道：“我独恨你！”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张笑道：“我一生恨水，所以取名恨水，而何厅长偏爱水，大搞水利，专门与我作对，我当独恨你了。”众人哄堂大笑。 张恨水的小说《太平花》刊行前，北京故宫绛雪轩前的太平花正好开放，即以所摄之花作为封面。 20世纪50年代，中共请人给自己提意见。在中华全国新闻界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吴冷西点名要张恨水发言，张站起来，马上说：“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 解放后，张恨水进入文史馆工作，文史馆的馆长为章士钊，副馆长是沈尹默和陈寅恪，馆员中有商衍瀛（前清翰林、婉容皇后的老师）、陈云浩（前清翰林、弼德院参议）、刑瑞（前清翰林）、康同壁（康有为的女儿）、裕容龄（慈禧御女官）、陈半丁（写意画大师）等，都是经历过前清、民国历史的老人。当时64岁的张恨水，在馆员中也只能算是小兄弟。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闯进张家，张恨水从书柜中拿出文史馆的聘书，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工作的，红卫兵听罢，居然退了出去。张恨水的藏书很多，其中有些属于“四旧”，家人本想挑些烧掉，但挑来挑去，哪本张都舍不得，只好找个地方藏起来。但藏在床下，张说怕潮；塞进米缸，他又怕脏。最后，张还是决定将书放在书柜中，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所幸后来并没有人前来抄家。 张恨水事母至孝，他将母亲的照片挂在客厅正中的墙上，每年除夕，都点上蜡烛，恭敬地向母亲的照片跪拜，年年大年三十晚上，都要“接祖宗回家过年”。他说：“这不是迷信，我是在做我心之所安的事，这样，可以让我的思念得到一些慰藉。”1967年，张恨水生命中的最后一个除夕，他的心情非常不好，身体益发虚弱，行动不方便，但他没有忘记“接祖宗回家过年”，他让女儿蓉蓉用白萝卜切成两个烛台，点上红蜡，在儿子、儿媳的搀扶下，颤巍巍地向母亲遗像跪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