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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文心雕龙》的思想之本(二)

http://www.newdu.com 2018-01-06 哲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三
    其次是“文”和“章”等一系列范畴。在《周易》的思想体系中,“文”乃是天地万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姤·彖》说:“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天地相合而万物产生,所谓“品物咸章”,“章”即是明,也就是《周易》所谓“文”。《贲·彖》有云:
    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序卦》说:“贲者,饰也。”“贲”卦是讲文饰的,所以就和“文”有着密切的关系。除去其中对卦象的一些牵强附会的解释,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对“文”本身的观点。“刚柔交错”形成天之“文”,也就意味着所谓“天文”,乃是自然之文,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文明以止”而形成人之“文”,则是说“人文”的特点在于使人有所节制,也就是能够遵守礼仪(这里便孕育着后世所谓“文明”一词的含义)。所以,上观“天文”可以察知自然时节之变化,下观“人文”则可以教化天下百姓。
    从而,《周易》所谓“文”,也就蕴含着五个方面的重要思想:一是“文”乃是“美”,所谓“饰”,所谓“章”,都含有“美”的意思《革·象》说:“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又说:“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这里的“文”乃是虎豹皮毛之美丽,就是“美”的同义语。二是“文”乃自然之美,天有天之文,地有地之文,人有人之文,动植万物亦无不有其文,这是自然而必然的。《系辞上》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系辞下》所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等等,正说明了天地万物无不各有其“文”,也就是各有其美。三是“文”有其“度”,所谓“柔来而文刚”、“刚上而文柔”等等,除去其中神秘的占卜说明,就“文”而言,其实乃是一个或柔或刚的“度”的问题。《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文”固然是“美”,固然是修饰,但却有“当”与“不当”之别,也就是修饰要恰当,这也就是柔刚有度的意思。四是“文”与“变”有着密切的关系,“文”乃是“变”的结果。所谓刚柔之“度”的问题,正体现在变化的过程中,这也就是“观乎天文”而可“以察时变”的道理。《系辞下》有云: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所以,“变”是绝对的,“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系辞上》),没有“变”也就没有“文”,不懂得“变”也就不懂得“文”了。同时,“变”又是有原则的,所谓“出入以度”,“度”的掌握也就成了“变”的关键。五是作为人类之“文”,有着重要的教化作用,所谓“文明以止”,所谓“化成天下”,都是这个意思。任继愈等先生曾指出:“《易传》站在儒家的立场,强调教化的作用。”(第662页)[1]“文”就是实现这一教化作用的重要手段之一。
    可以说,关于“文”的这五个方面的含义,都被纳入了《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之中。“文心雕龙”之“文”,在很多地方就是“美”的同义语;《原道》所谓“道之文”,所谓“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所谓“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岂无文欤”,等等,其所谓“文”就是“美”之意。这个“文”和“美”的自然而必然,则是《原道》以至《文心雕龙》一以贯之的观点,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至于文之“度”的问题,乃是刘勰之欲“论文”的直接原因。《文心雕龙》之作,乃因文章“去圣久远,文体解散”,也就是所谓“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实际上也就是要解决文之“度”的问题。与“度”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变”的问题,当然也是《文心雕龙》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所谓“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通变》),刘勰既要求把握文章之“度”,同时又极力倡导文章之发展和变化,其理论之源正来自《周易》。最后,所谓文之“化成天下”的作用,也是刘勰所一再强调的。《原道》所谓“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直接化用了《周易》的文句自不必说;刘勰对文章“晓生民之耳目”作用的重视,乃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
    四
    第三是“象”、“辞”和“意”等一系列范畴。《周易》之“象”指的是卦象,而这种卦象乃是对天地自然的模仿。《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赜”乃“杂乱”之意,“象”就是对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之模拟。《系辞下》说得更为明确:“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不仅八卦乃是对天地万物的模仿,而且爻辞也不例外,所谓“效”也正是模仿之意;只不过八卦本身就是一种形象,所以称为“象”,而爻辞则是用文辞的形式来模仿大千世界的。正因如此,所以《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整个《周易》都是对世界自然的模仿。其具体的情形则是: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
    “八卦”之作,乃是对天地自然万物进行模仿的产物,而其所模仿者,乃是天之“象”、地之“形”,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系辞上》),这正是《周易》所谓天地万物之“文”,也就是天地万物之“美”。
    《周易》之“辞”,主要是指卦爻辞,所以其与“象”便密不可分,所谓“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上》),“辞”乃是对卦象的进一步说明。其云: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系辞上》)
    既要“观其象”,又要“玩其辞”,“象”和“辞”确是相依相伴的。这种相依相伴的关系,在《周易》而言,当然是指占卜,是卦象和卦爻辞的统一,但这个“象”和“辞”却是通向语言文学的。就“象”而言,如上所说,其所模仿的对象乃是天地万物之“文”,而其对现实的模仿则创为八卦,乃是为了“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这种模仿就必然具有感性而具体的形象特征。就“辞”而言,其本身即为言辞的一种自不必说,而且它必须尽可能地对“象”予以说明或阐发。在很大程度上,“象”之目的和意义都要靠辞来发挥,所谓“辩吉凶者存乎辞”,所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所谓“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系辞上》),所谓“圣人之情见乎辞”(《系辞下》)等等,这个“辞”之通向、同于文章之“辞”乃是显然可见的。
    当然,无论“象”还是“辞”,它们都是用以表达某种思想感情即“意”的,所以“象”、“辞”、“意”三者乃是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的。《系辞上》有云: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象”、“意”、“辞”三个概念,这里还有“言”的概念。这段话以为,语言是不能完全表达人的思想感情亦即“意”的,但人的“意”又并非“不可见”,这就要借助语言以外的手段了,那就是“象”和“辞”。也就是说,卦象是可以“尽意”的,是可以表现出事物的虚虚实实(情伪)的;但这种以形象而表现的虚实之情又毕竟是不确定的,所以仍然要用“辞”来说明,以充分表达所要表现的内容。因此,在卦象之下系之以“辞”乃是一种变通的做法,是为了“尽利”,也就是把卦象的内涵完全表达出来,从而能够使人受到鼓舞而充分把握“道”的特点和规律,也就是所谓“以尽神”。这就意味着,“象”是第一位的,是最能“尽意”的,而“辞”只是一种补充手段,至于“言”则是不能“尽意”的。但在现实中,“言”乃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普遍形式,要使一般人体会并把握“道”的特点(“尽神”),往往首先通过语言,而不是直接诉诸“象”,所以要在卦象之下“系辞”,所谓“以言者尚其辞”(《系辞上》),所谓“系辞焉以尽其言”,把语言中不能表现的东西表达出来,最终充分体会“象”所蕴含的丰富的“意”。所以,这是一个从“言”到“辞”再到“象”,最后到“意”并“尽神”的过程;无论“言”、“辞”还是“象”,都是“尽意”并“尽神”的手段。
    显然,所有这些都并非讲文章写作,却又和文章息息相通。如果把人们口头说的称之为“言”,则形诸文章的就是“辞”;人们不仅正是以文章来“尽其言”的,而且更是在文章中以形象来表情达意的,正所谓“立象以尽意”了。实际上,《周易》关于“象”、“辞”和“意”的思想,可以说给了刘勰以无尽的思想资源。《神思》所谓“窥意象而运斤”,所谓“神用象通”,乃是关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作为《文心雕龙》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意象”一词的创造,不能不说是受到《周易》之重要启发的。至于“辞”,刘勰更有不少说法直接来自《周易》。如《原道》说:“《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直接化用了《系辞上》的论述。又如《征圣》有这样一段:
    《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辞成则无好异之尤,辨立则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为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不仅化用了《系辞下》所谓“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的论断,而且据以进行发挥,并结合《尚书》之论,提出了自己关于文章语言的重要观点。他认为,运用正确的语言是为了辨明事理,而突出中心才算用好了文辞;文辞运用得当,便无标新立异之嫌;事理阐释确切,则有文辞明快之功。他说,虽然有时文章义理精深而曲折,但不应妨碍语言之正确;文辞也可以委婉含蓄,却不应伤害要点之突出;突出主体应与委婉曲折相通,语言正确应与义理精深并用。显然,刘勰这种发挥,既以《周易》的论述作为基础,却又完全着眼文章语言运用的问题,而有了自己的创造。再如《系辞下》有云:“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段话论述人的文辞与其内心思想感情的联系,认为不同的文辞反映着不同的内心状况,可谓非常准确。应该说,《文心雕龙》论述艺术风格而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体性》),很可能便有着《周易》这段话的启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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