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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史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这或许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过于“年轻”有关。然而，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历史的作用是不应该缺席的。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以及在高速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促使人们从晚近的历史中寻找资源和借鉴，大学精神、大楼和大师成为热门的话题。在经历了大学校史、人物研究的热潮之后，高等教育史研究正在向更加专门化的方向纵深发展。 田正平、商丽浩教授主编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是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教育史研究的又一力作。该书的重要特色，是超越了整体性的宏大叙事而别开蹊径，从制度变迁、教育财政和教师流动的独特视角，梳理高等教育百年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不仅内容翔实，具有史料价值，而且论证深入，多有创见，具有思想深度和文化魅力，从而拓展和丰富了教育史的学科建设，并且有效地回应了当下教育发展的理论需要。 该书对于晚清以来教育制度变迁的路径研究，凸显了20世纪20年代所具的特殊价值。在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形成的过程中，20年代的魅力在于那是西方思想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更新发生激烈冲撞的时期，是五四新文化异彩纷呈、开花结果的时期，是一个大社会、弱政府的时期，也是在超越了仿日和习欧之后，教育现代化的“美国时期”。凡此种种，造成了一种全新的高等教育制度变革的模式。与清末民初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变革路径完全不同，20年代的教育制度变革呈现自下而上的特征，通过个人、学校、社会团体、地方、基层对制度的重释、修正和扩展，除旧布新，由局部之变而积累、演化，引致整体性的变革。与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相比，郭秉文在东南大学的改革较少为世人所知。该研究着力再现这一历史，复原了当时“北有北大，南有东大”的高等教育制度整体变革的历史图景。 比较而言，高等教育财政制度是一个更为专门、冷僻的史学领域，也是该书着力最多、用功最深的，从而揭示了新潮涌动的教育变化背后，教育制度更为实质性的深层变革，展示了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某种历史特性。 中国传统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集中于高等教育，官学教师和学生的名额、待遇都纳入国家财政管理，高等教育财政成为国家可以随意操纵的资源。极端的例子，财政危机之时可借助捐监制度，通过出卖教育文凭换取收益以弥补财政不足。废止科举之后，新式高等教育的目标由培养出仕人才转为培养各个行业的专业精英，教育内容也由以儒学为主转向以西方科技为代表的现代知识体系，作为高等教育物质基础的教育财政制度，也在新旧交替的交锋中逐渐嬗变。官学生员接受膏火津贴的制度为新式高等学堂的缴费上学制度所取代，教师薪酬标准也逐渐突破传统官俸的制约，形成现代教师薪酬制度。在近代教育特殊的发展境遇中，高等教育被作为富国强兵、乃至救国之急用，政府教育拨款以发展高等教育为优先目标，尤其中央财政经费主要投资于高等教育，晚清的省级财政也以投资高等教育为主，直至民国时期，教育投资的重心才逐渐向中等教育转移。与此同时，近现代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真正支撑起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民国时期高校教师的高薪酬，是一个重要特色。南京政府时期的教师薪酬政策，一是统一中外教师的薪酬标准，二是向具有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倾斜，从而吸引了大批留学生回归。1931年，全国专科以上教职员共7053人，其中有国外留学经历者占39.8%。全国高校教师平均月薪，教授实领月薪在150~300元之间，低于规定参照标准的400~600元，也低于政府厅长（520~640元）、科长（240~400元）标准，但仍为工人工资水平的12~24倍，是名副其实的高薪阶层。这使我想起几年前电视节目中杨澜对季羡林的采访。当杨澜习惯性地赞誉季老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报效祖国时，季老认真地纠正她说：当时不论我回国还是留在德国，经济待遇是一样的。当时闻此言实有振聋发聩之感。直至抗战时期爆发，物价飞涨，才出现“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体脑倒挂”。 教师流动制度对于大学制度、大学生态的作用，是另一个少有研究的独特视角。大学教师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流动和兼职，不仅是弥补高校师资不足的途径，而且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模式，也成为构造现代大学文化生态和知识分子社团文化的重要机制。 作者揭示了导致教师流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原因：一种是非教育性的社会外部性原因，例如政治干预造成的教师流动，典型如北洋时期军阀纷争造成的学校动荡和教师流动；经济窘迫造成的教师流动，如北洋时期政府欠薪和教师的索薪运动；战争压力之下的教师流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造成的大学迁移和教师流动。另一种是基于思想、学术等文化性和教育本体性的原因，例如在五四前后新旧文化的冲突变迁之中，因思想论争、文化派别而形成的教师流动；在大师办学的实践中，由校长不同的办学理念、人才政策而引致的教师流动；以及由于新学科的发展、新兴研究机构造成的教师流动，如南京中国科学社的成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建立所引致的人才流动和聚集。显而易见，后者对于学术生态的优化和人尽其才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深受单位所有制形成的人才割据、人身依附的病害之后，我国又重新开始建立人才流动的机制。 对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我们时常感到的仍是陌生和敬畏。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确立了面向未来的目标和理想，处于一场新的变革之中。我们仍然有必要经常地重温和检视历史，从中汲取教益和资源，帮助我们在新世纪的出发。（杨东平） 《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田正平、商丽浩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