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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东古代易学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上古至先秦易文化阶段。“易历三古人更三圣”中有二圣即伏羲、孔子是山东人，这个时期的易文化有东夷文化、邹鲁文化背景。（2）经学阶段。作为经学一部分的易学从汉到清出现了汉易、晋易、宋易三大系统，产生了郑玄、王弼这样的大家。这三大系统都源于山东，有齐鲁文化背景。 关键词：山东；易学史；易文化；经学 An outline of 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Yi studies of Shandong Province Abstract: 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Yi studies of Shandong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main stages: 1） from the remote antiquity to the pre-Qin period. It was mentioned (in the History of Han）that “Yi had experienced three remote antiquities and been perfected by three sages”, of whom two were Shandong-ese, Fu Xi and Confucius, the Eastern Alien culture and Zoulu culture be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Yi culture of this period. 2） The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period. As a part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Yi studies from the Han to Qing dynasties formed three systems of the Han Yi, Jin Yi and Song Yi, and there appeared some outstanding scholars as ZHENG Xuan and WANG Bi. All these three systems originated from Shandong, with the Qi-lu culture being the background. Key words: Shandong; the history of Yi studies; culture from Yi;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一、上古至先秦阶段 历来说易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１］的说法。这话道出了易文化发源的三个阶段，实质上概括了《周易》这部中华元典的形成过程。而这“三圣”即伏羲、文王（兼周公）、孔子之中就有二人是山东人，说明易文化发源的三个阶段中，有两个阶段与山东有关。 １．上古阶段 这个阶段易文化在山东发源，伏羲画八卦有东夷文化背景。这一看法是根据我省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的研究成果。王献唐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了《炎黄氏族文化考》［２］，他从考古、音韵、古文字、古地理以及古民俗学等各个角度，对一些纬书和神话的历史传说作了考证，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文化虽属于炎黄二族，但主要属于炎族，即夷族文化；欲求远古夷族文化，其中心就在山东。王献唐先生写过一篇十万言的《伏羲考》，在此文中，他用了数百条史料，对伏羲的生地、族别以及对原始文化的巨大贡献，都作了详细的考证。他确认伏羲出自泗水，后率其族活动于泰山之阳，因而被人们称之为“太昊”、“泰皇”和“人皇”。太、泰最初原为一字，所谓“太昊”、“泰皇”，就是古代泰地人对尊长的尊称；人夷一字，所谓“人皇”就是东夷人对酋长的尊称。关于八卦起源问题，是易学争论的焦点之一。《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认为八卦乃伏羲所画。此说是关于八卦起源的较早而又影响最大的说法。后世凡以八卦为伏羲所画的观点，皆祖此。司马迁、扬雄、孔安国、马融、王肃、王充、徐干、王弼、孔颖达、李鼎祚等，尊伏羲画八卦之说，此说直至今日仍有很大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从一般社会历史条件来看，古代在历史上传说伏羲氏画八卦的事情，多少是有根据的。伏羲乃以畜牧为主的原始社会时的传说人物，八卦萌芽于此时，不无可能性。肯定八卦为可以通神明的、经过身历目击的观察而得到的认识成果，也是合理的。这种仰观俯察的认识方法符合古代认识的实际，八卦来源于原始社会中人们感受最深的自然现象，也是很可能的。《系辞上》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古人感受最深的，正是天地的广大、四季的变化、日月的交替等自然现象，因为那时人类的生产还完全受制于自然，也没有复杂的自然社会关系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只有水火风雨等自然现象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活。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和对代表自然力的神的崇拜，产生了八卦这样用于占卜的标识符号，确为一种合乎情理的解说。另一方面，从东夷社会特殊的条件来看，伏羲作为东夷酋长和巫师画八卦是完全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省著名的“三玄专家”刘子衡先生做过《易源论》的讲演，他认为《易》是东夷人发明的，最早的阴阳观念也是东夷人发明的，他用两证法对此作了论证。［3］（第209-211页）总之，《易经》的基础阴阳八卦源于山东，伏羲画八卦有东夷文化背景，易文化的发明权属于山东人。 ２．先秦时期 笔者曾在拙文《孔子作〈易传〉述论》［４］中对孔子和《易传》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考察，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论语》、《史记》关于孔子序《易》、读《易》、解《易》、传《易》的证据否定不了，孔子作《易传》一说就不会动摇。第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传》和有关文献已经提供了孔子读《易》、解《易》、传《易》的直接证据和孔子序《易》的间接证据，可以说关于孔子与《周易》关系的一部分历史之谜已经廓清，现在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献的记载的相互印证作出新的结论的时候了。第三，应对《易传》文本的著作、编篡情况作出全面的分析，从而确定其著作权。《易传》的作者有四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孔子前人的著作；第二种情况是孔子自己的著作；第三种情况是孔子弟子们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第四种情况是后人在编篡过程中有错简，有脱字，有羼入。对这四种情况应如何分析，确定其著作权？笔者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承认不承认《易传》是有独立思想体系的系统著作？如果这一点肯定下来，《易传》作者的这四种情况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易传》作者的第二种情况属于孔子自己的著作没有问题。《易传》作者的第三种情况应像《论语》一样，视为孔子自己的著作。《易传》作者的第四种情况也好处理，在考证清楚的情况下排除在整个思想体系之外。《易传》作者的第一种情况应视为孔子在自己整个思想体系框架下新的诠释，合理利用，这如同班固大量利用《史记》材料，不能由此说《汉书》不是独立体系的著作一样。鉴于以上三点分析，笔者断言：《易传》的著作权应归孔子，《易传》源于山东，有邹鲁文化背景。齐文化和鲁文化在春秋时期是两个尚未融合于一体的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体系，二者都与东夷文化、商文化、姜炎文化和周文化有着渊源关系。周文化对齐文化和鲁文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周文化对邹鲁文化影响更深。鲁国是东方的宗周模式，其文化特色更多地反映了周人的传统，而且鲁人对这一传统更加发扬光大。 孔子作《易传》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这个说法的根据就是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文化的轴心期。公元前770—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称之为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德国现代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这样说过：“以公元前500年为轴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５］（第38-40页）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易传》规定了中国易学展开的基本命题，也规定了中国易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路向。一方面，《易传》把《易经》本身所蕴含的义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孔子提出学易“不占而已矣”，而注重“观其义”，已经开始不把《周易》用于占筮，而作为分析客观事物和提高人的道德境界的依据，人们对《周易》的态度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这样，人们逐步赋予《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以新的内容和含义，使其从卜筮之书一变而为孔门哲学经典。《易传》的产生，标志着它将一套深邃的阴阳哲理思辨和社会伦理学说注入了《周易》，对以占筮迷信为基本特征的《周易》起了“脱胎换骨”的作用，《周易》由此成为以原占筮框架为形式，以深层阴阳哲理思辨和社会伦理学说为内容的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有学者指出，孔子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堪称是使《周易》从占筮迷信向哲理之书转变的第一人。另一方面，《易传》也是一部占筮的理论著作。《易传》虽然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它毕竟是解释《易经》和筮法的，又同占筮有着密切的联系。《易经》的卦序、爻位、卦象甚至筮法，在《易传》里都有系统的阐述，形成了一套规范。所以，就占筮这一形式而言，在《易传》中也已理论化了。笔者认为，孔子的《易传》理论蕴涵了义理学派和象数学派后来发展的全部胚胎。由于《易传》是文化轴心期产生的文化元典，每当我们研读这部典籍时，一种“家园感”油然而生，这是毫不奇怪的。 战国时期，孔子之后《易》学的传授，《史记》、《汉书》均有详细的记载。司马迁说：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 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NFEA3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６］ 班固说：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NFEA3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承。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同授菑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太中大夫。（《汉书·儒林传》）［１］ 撇开秦以后不说，在先秦时期《易经》的传授关系为：孔子→商瞿→桥疵→轩 臂→周丑→孙虞。司马迁和班固二人的说法略有差异，但大体上是可信的，这其中，孔子、商瞿、桥疵、孙虞都是山东人，有齐鲁文化背景，恐非司马迁、班固所臆造。这几位传《易》的山东学者具体事迹多湮没无考，幸而现存汉初以前儒有旧籍，还有若干有关《易》学的记述，可资推求。孔子之孙子思，所著《子思子》久已散佚，惟《礼记》尚收有其《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四篇，据专家各方面考察，认定确为子思作品。这几篇引孔子论《易》之语较多，思想论点颇与《易传》相同。七十子弟子公孙尼，所记《公孙尼子》也已散佚，惟《乐记》尚有一部分保存在《礼记》之中。《乐记》有一大段文字类似《系辞》，加以分析可知是公孙尼袭用《系辞》。《春秋繁露》引公孙尼养气之论，以“中和”为中心观念。这一观念又见于《易传》与子思所作《中庸》，这说明公孙尼同子思一派的接近。至于孔子后荀子等人的《易》学，则源于楚人子弓，他久居于楚，其学又传于楚人陆贾、穆生等，战国秦汉之际楚地的《易》学和他很有关系，这已不在本文所论述的范围之内。 二、经学阶段 这个阶段可以划分为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元明时期、清代四个小阶段，现简述如下。 １．两汉时期 这个时期属汉易系统时期。汉易的主要特征是注重象数以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笔者认为，汉易系统源于山东，主要理由有这么两点： 首先，山东学者是《周易》保存和传承的骨干。汉代易学皆本于田何。田氏之学，上溯至孔子，下延及京房、虞翻，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传授系统。据粗略统计，两汉时期易学传承人共53人（不明里籍1人），其中可考的山东人25人，他们是田何、服生、王同、蔡公、杨何、即墨成、周霸、衡胡、主父偃、孟喜、梁丘贺、梁丘临、白光、鲁伯、邴丹、毛莫如、王骏、衡咸、殷嘉、费直、王璜、毋将永、孙期、郑玄，占了传承人数的几乎一半。 其次，汉代易学的学术带头人大多是山东学者，开风气之先和集大成者也是山东学者。 先看西汉易学。田何一生专门研究《周易》，传授《周易》。西汉立为博士的今文易学的“施氏学”、“孟氏学”、“梁氏学”、“京氏学”的开创者四人中的二人孟喜、梁丘贺均为山东人。山东人费直是古文易学的开创者。这就是说，无论今文易学，还是古文易学，其创立人主要是山东学者。西汉时期的易学，约有四个主要流派：一是“训诂举大谊”，即根据先秦《易》说，训释六十四卦大义。以周王孙、服光、王同、丁宽、杨何、蔡公、韩婴七家所作阐《易》著述为代表。其中，服光、王同、杨何为山东人。第二个流派，“阴阳候灾变”，即运用《周易》原理解释大自然灾异及社会的各种事变，以孟喜、京房、五鹿充宗、殷嘉四家易学为代表。其中，孟喜、殷嘉为山东人。第三个流派，“章句宗师说”，即遵循当时朝廷学官所设立的经师传授之学治《易》，亦称“今文易学”。以施仇、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博士所传为代表。其中，孟喜、梁丘贺是山东人。第四个流派，“《十翼》解经意”，即民间私学传授的经说，专取《易传》十篇（《十翼》）解说六十四卦，亦称“古文易学”，以费直、高相所传为代表。其中，费直是山东人。以上孟喜、京房分列两类，是由于两家的章句之说为正宗，而灾变占验之说则独成一家。这个时期易学就其学风言代表了两种主要倾向：一是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宋人称之为象数之学，乃汉易的主流。其特点是：以象数解说《周易》经传文，以卦气说即以六十四卦配日、侯、节气，解说《易经》原理；利用《周易》讲阴阳灾变。山东人孟喜是汉易中卦气说的倡导者。他以卦气说为核心，创立了全新的易学形态——象数易学。在西汉中后期，除了治易学的经师，还有大批思想家、学者关注研究易学，对易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山东人魏相就是象数易学兴起过程中的关键人物。身居丞相之职的魏相“少学《易》”，“明《易经》，有师法”，曾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上奏宣帝，在易学领域中首次将《易》卦与方位、四时相配，并借助政治力量为推动易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另一种倾向是以费直为代表的易学，以《易传》文章解说经文，注重义理，不讲卦气和阴阳灾变，后来发展为义理学派。 再看东汉易学。东汉时期的易学，是沿承西汉易学的轨迹而发展的。其中对费氏易学的传承较其它各派为盛。第一派以费氏《易》作章句（因费氏无章句，故诸家各为之立注阐说），以马融、刘表、宋衷、王肃、董遇为代表，其中，刘表、王肃是山东人。第二派先治京氏《易》，后来参治费氏《易》，即合京房、费直之学而统化之，郑玄、荀爽是其代表，其中郑玄是山东人。第三派本治孟喜易学，又杂用《周易参同契》的纳甲术为说，以虞翻为代表。第四派则专治京氏《易》，以陆绩为代表。这后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无山东人。从上述东汉研《易》流派可以看出，与西汉孟喜、京房、费直之学的渊源至为密切。在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中，山东学者郑玄占有突出的地位。郑玄先习今文京氏易，后学古文费氏易，兼通义理和象数，又注《易纬》并依据对上古礼制的了解来解释《易经》和《易传》。在象数方面，他注重运用爻辰说来解释卦象的变化，用五行观念来解释大衍之数，这些思想对后世易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今人林忠军认为郑玄易学冲破家法的束缚，虽然精通象数学，但他“传费氏易，取十翼之理说易、言礼象，重人事；崇尚训诂，不谈卦变，有义理之倾向”［７］（第175页），“郑氏以敏锐的思维和渊博的知识，在西汉已有的易之成就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阔大博通、精微深刻的易学体系，成为西汉象数易学之大成。正是基于此，包括易学在内的郑学在当时享有很高声誉，有‘纯儒’之称。当时学者冲破家法之繁杂，皆师其学，传其《易》，众论皆归郑，故郑氏易学成为当时易学之正宗，统治了中国学术界。……郑易的问世，结束了西汉以来易学各自为派，相互攻击的局面，标志着当时易学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７］（第124页）。可以说，郑玄的学说是两汉易学发展的最高成果。汉末山东人刘表也值得一提。他是荆州学派的组织者和主要代表。荆州学派易学近于费氏易学，继承费氏易学传统，以阐明义理为宗旨，基本上摆脱了象数模式的束缚，从而在郑玄等以义理解易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开了一代新风，使汉代易学归于终结，成为王弼创义理学派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另外，汉末掀起社会批判思潮的一批士人，虽不专治易学，而其政治和学术著作同样闪动着易学的影子，且其对易学自身发展也大有裨益，山东学者仲长统是其代表。汉未的徐干也通易学，著有《周易义》。当时许多经学大师向最高统治者进行劝谏，在表达上还是使用象数语言，并表现为阴阳灾异的形式，顺帝时的山东人郎NFEF7就是较为突出的典型。 从以上两汉时期山东易学史考察中可以看出，对形成汉易系统主要特点的决定性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是孟喜，集大成者是郑玄。 ２．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这个时期属晋易系统时期。晋易的主要特征是一扫象数，专讲义理，以老庄哲学思辨诠解《周易》。晋易自魏晋兴起，影响波及唐宋。唐代孔颖达等所编定的官方经书《五经正义》选的就是晋易的代表人物王弼的注解本，也就是玄学化的“易学”，并收录了许多玄学家的言论。笔者认为，晋易系统源于山东，其主要根据就是晋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山东学者。 先看魏晋易学。这个时期山东易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王朗、王肃、王弼。王郎作《易传》，藉政治权力列于学宫，解易时本象数以阐义理，上朔汉儒之明象，下开何晏、王弼之明理。王肃继承费氏易的传统，以《易传》观点解释经传文，抛开汉易中象数之学，特别是今文经和《易纬》的传统，注重义理，文字力求简明，称为“王学”，成为义理派王弼的先导。王弼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一扫象数，将《易经》原理玄学化，创立完全意义上的义理学派，有所谓“辅嗣《易》行无汉学”之说。王弼注有《周易注》、《周易略例》、《周易大衍论》、《易辩》、《易传篡图》“为学五篇”，后三篇已佚。王弼易学源自费直，主张注《易》须注重《周易》所包含的义理，摒弃汉儒灾异说、谶纬说，从而开创后世以义理说《易》的先河。一方面，王弼对古文经学派解易风气进行了阐发。一是以“取义说”解八卦、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有意识地排斥取象说，这在古代易学史上是一次思想解放。二是提出“一爻为主”说，即卦的意义主要由其中一爻之义决定，说明一卦之象同其爻象、卦辞与其爻辞之间的联系。王氏追求一爻为主，在哲学上便导出了“一以统众”说，在复杂多变的现象背后，寻求其统一性和规律性。由于寻求事物所以存在的根据，就把两汉易学中的哲学问题，从宇宙发生论引向了存在论的讨论。这是王弼的一大贡献。三是提出“爻变说”，即以爻象的变化没有固定的形式，变动不居，说明卦爻辞中的吉凶即爻义的变化复杂多端、神秒莫测。四是提出“适时说”，以卦爻所处的时机不同，说明卦爻辞中的吉凶之意即爻义动变不居，难以推度。五是《周易略例》有《辩位》一文，又提出了“初上不论位”说。六是注重以人事问题比附卦爻的变化。另一方面，王弼以玄学观点即老庄哲学观点解释《周易》的卦爻辞，这主要表现为：以自然无为最高美德，以无形之德解释乾坤二元；以“寂然至无”解释“天地之心”；大讲“动息则静”；提出“得意在忘象”的命题，解释筮法中的取义说。这个时期，义理派占了上风，象数学派也继续存在。《周易》和筮法，作为一种占术，以卦爻象和阴阳之数占算时日吉凶和鬼神灾异之事，其解易的风气，亦可归为象数一派。曹魏时期占算家山东管辂可以说是此派的代表人物。管辂于正始之间玄学兴起时，以《周易》为占筮之术，反对以义理和老庄解易。三国时期的山东人诸葛亮，根据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和古代的兵法推衍成八阵图。其军事思想、为将之道、用兵之计，亦多于《易经》相通。三国两晋时期山东较有影响的易学者还有王宏、孙炎、孔晁、刘兆、徐苗、栾肇、王廙、徐邈等人。 再看南北朝时期易学。南北朝时期山东重要易学家有崔浩、徐爰、明僧绍、伏曼容、崔瑾、张讥、房景先等。南朝易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伏曼容、张讥。伏曼容宗王学，重义理，王弼《易》盛于江左与他的宣扬有很大关系。张讥宗郑学，观点中较为突出的是对《说卦》文“参天两地而倚数”的解释。他认为天大于地，天包括地，就数目而言，认为三中有两，并用“三中含两”来说明“一以包两”。这里的“一”，非单一的一，而是合一的意义。这种观点对宋明时期张载的太极说和明清之际王夫之奇偶两画的解释有重大影响。北朝较有影响的山东易学家有崔浩、崔瑾。崔浩重象数，以卜筮为说。崔瑾为北方易学传人，远绍郑玄，近师徐遵明，传郑氏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所谓郑王之争，内容涉及关于《周易》的宗旨、关于言意之辨、关于易象的性质，关于太极之辨，可以归之为玄学派和象数派的论争，丰富了当时哲学的内容，而且促进了两大流派的相互吸收和整合的倾向。 最后看隋唐时期的山东易学。这个时期山东重要易学家有任希古、吕才、路隋、崔郾。吕才精于《周易》，尤明阴阳之学，《旧唐书》本传载： 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以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十五年书成，诏版行之。才多以典故质正其理，虽为术者所短，然颇合经义。 其本传载其《卜宅》、《禄命》、《葬篇》三篇，皆引故典以反对卜筮，既云“颇合经义”，其不主以《周易》卜筮可知。 从以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山东易学史考察中可以看出，对形成晋易系统主要特点的决定性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是王弼。 ３．宋元明时期 这个时期属宋易系统时期。宋易的特点是不追求对《周易》经传的文字训诂，注重因经明道，以探求易理为基本特征。宋易的这个特点把它同汉易、晋易区别开来。宋易形成于北宋，一直延续到清初。宋易分为义理、象数两派，山东易学家在其中起了开创性作用。 先看宋易义理派。宋代易学义理派继承了王弼以理解易的学风，但一般都排斥以老庄玄学观点解易，以理学代表人物程颐、张载、朱熹等人的易学最有影响，而宋初三先生则开其先河。过去有一个说法：胡瑗对宋易系统形成的主要贡献在以义理说《易》，其易学为宋代义理一派的开创者。这个说法固然不错，但不完全。事实上，宋代解易风气的改变，不是胡瑗一个人开其端，而是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孙复、石介为首的泰山学派起了关键性作用。胡瑗在山东泰山苦读十年，学成后教于吴中，其长期受齐鲁文化熏陶是无可置疑的，姑且不论。孙复早年与胡瑗在泰山同学，后曾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成立泰山书院，聚徒讲学，学者因称“泰山先生”。当时山东的许多著名学者以石介、祖无择、杜默、姜潜、徐遁、龚鼎臣等“皆以先生事复”。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推行新政，力荐孙复入朝为官，孙复乃被起用为国子监直讲，所授弟子遍及全国。他们这个学派因最早起源于泰山书院，因而被称为泰山学派。据历史文献记载：孙复著有《易说》64卷，其说《易》主义理，反对象数之学，排斥二氏之学，也反对王弼派的易学。其评论王弼派易学：“专守王弼、韩康伯之说，而求于大易，吾未见其能尽于大易也。” （《宋元学案·泰山学案》）［８］孙复是北宋庆历之际经学变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风影响颇大，主要表现为舍传求经、凭已意解经，开了理学家不传章句训诂的风气。宋易系统同汉易系统、晋易系统的主要区别就在这个风气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学风对宋易系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说，胡瑗用义理解易，开宋易系统义理学派之先河的话，那末，孙复舍传求经、凭己意解经，则开了整个宋易系统（包括义理学派和象数学派）之先河。泰山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石介也特别注意对《易》的研究。据史书记载，石介早年居丧间在徂徕山长春岭下建徂徕书院，“以《易》教授其徒，鲁人称徂徕先生”（《宋元学案·泰山学案》）［８］。石介解易主义理，反对象数之学，对象数之学及王弼之易均有微词，这和孙复态度一致。很明显，主义理解易，反对象数之学，这一点和汉易系统区别开来；反对王弼用老解易，这一点和晋易区别开来。特别是在反对佛、道，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方面，石介尤为出力。由此可见，孙复、石介对宋易系统特点的形成的奠基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最起码应该和胡瑗等同，在最主要之点上，孙、石二人高于胡。在这个意义上说，宋易系统源于山东泰山学派。 再看宋易象数学派。宋易象数学派继承了汉易系统以象数解易的风气，注重探求天道，但大体上排除了阴阳灾异和天人感应的内容，使象数学走向哲理化。其中，以陈抟、周敦颐、邵雍等人的易学为最有影响。宋易中的象数派又以提出各种图式解释《周易》原理为特点，故其易学又称图书学。图书学于北宋十分流行，形成了有很大影响的图书学派。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以及邵雍的易学与图书学有渊源关系。图书学在易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以易图说易之学风延及有南宋和元、明，清代对宋人易图的研究成为易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山东学者穆修、李之才是宋代图书学先后传递的关键人物，而后者又是象学的创立者。穆修精于《易》。朱震《汉上易集传》言：“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又言：“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可见，邵雍、周敦颐与二程易学，均与穆修有关系。李之才易学属陈抟图书学派，其易学又授于邵雍，对邵雍易学影响颇深。其易学主“卦变说”，有《卦变反对图》8篇及《六十四卦相生图》１篇存世，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卦变说”由两种图式组成：一是以乾坤为基本卦，其它六十二卦皆为乾坤二卦之变易的“卦变反对图”。二是六十四卦如何由乾坤两卦相交产生出来的“六十四卦相生图”。李之才是北宋象数学派易学内容之一象学的创立人。 宋至清初，山东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易学家。北宋时期有影响的易学家有孙复、石介、穆修、李之才、孙奭、陆秉、董迥、李觉、胡旦、龚鼎臣、王岩叟、晁说之、晁公武、刘跂、张揆、王恺、田述古、徐庸、郑东卿、周聿。金代山东著名易学家有张特立、王天铎、郝大通。元代山东著名的易学家有董养性、单讽、何中。明代山东易学家较有影响者有：穆孔晖、王道、李舜臣、张纶、焦竑、逯中立、李本固、高捷、刘迁、孔希学、崔铣、李先芳、郭季公、怀晋、李镇、曾砺、赵逯、袭勗、马应龙等人。宋元明时期收入四库全书的山东学者的著作有：崔铣撰《读易余言》五卷、逯中立撰《周易札记》三卷。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的山东学者的著作有：董养性撰《周易订疑》十五卷、《序例》一卷、《易学启蒙订疑》四卷、《周易本义原本》十二卷、焦竑撰《易筌》六卷、李本固撰《古易汇编》十七卷。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山东学者的著作有崔铣《易大家说》一卷。 从以上对宋元明时期山东易学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易学学术的研究中心已不在山东，一流的大家如北宋五子均不在山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形成宋易系统特点的决定性的开风气之先的是以孙复、石介为首的山东泰山学派。 ４．清代 有清一代，“新经学”兴起。经学分汉学、宋学二派，在这两派中山东都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易学家。先说汉学方面。清代山东汉学复盛，形成有名的“北学”，对周易的研究又回到了汉易的传统。清代山东汉学家研易有著作传世影响较大者有张尔岐、刘孔怀、孔广森、孔广林、郝懿行、牟庭、成瓘、牟应震、王范、陈介祺、马国翰、宋书升等。再看宋学方面清代山东宋学家研易有著作传世影响较大者有刘源渌、韩梦周、阎循观、法坤宏、张光汉、周之翰、梁鸿翥、张戮、王允中、刘以贵、匡文昱等。清代山东学者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有傅以渐与人合撰《易经通注》九卷。收入存目的有张尔岐撰《周易说略》四卷、张完臣撰《周易滴露集》、牛运震撰《空山易解》四卷、吴汝惺撰《易说》一卷、胡淳撰《易观》四卷、乔大凯撰《周易观澜》、吴脉鬯撰《易象图说》二卷、黄元御撰《周易悬象》八卷。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山东学者的易学著作有： 吴脉鬯撰《易经卦变解》一卷、《周易八宫纳甲》一卷 孙承泽撰《孔易》七卷 胡翔瀛撰《易象授蒙》一卷、《易经征实解》（无卷数） 姚章撰《周易本义引蒙》十二卷 邱仰文撰《硕松堂读易记》十六卷 张绶佩撰《义里睡余编》十卷 李源撰《易经简明集解》（无卷数） 匡文昱撰《周易遵翼约编》十卷 李兆元撰《说卦传辑注》一卷 单铎撰《周易介》四卷、《周易显指》四卷 郝懿行撰《易说》十三卷 牟庭撰《改定崔氏易林》四卷 杜宗岳撰《周易用初》六卷 丁裕彦撰《周易述传》十卷 黄守平撰《易象集解》十卷 孙廷芝撰《读易例言》（无卷数） 王惠兰撰《周易研翼》十五卷 相水清撰《易经指掌》四卷 辛木棨、王殿黻合撰《序卦分宫图》一卷 张丙嚞撰《周易卦象》六卷、《占易秘解》一卷 特别是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易类古籍64种，对易学贡献巨大。清代，孙星衍校刊唐史征《周易口诀义》于山东。整个清代有记载有易学著作的山东学者据不完全统计有150人之多。 纵观整个山东古代易学史，深感有这么几个关系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一是周易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关系；二是象数和义理的关系；三是易学和术的关系，四是考古学和历史文献的关系，五是易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关于这五个方面的关系，笔者将撰写专题论文详加阐述，总结山东易学史的经验教训，限于篇幅，在这里只能对山东古代易学史作全景式的描述和阶段性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