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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认为这一时期易学演变与发展的显著特征，彰显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象数与义理两大学术流派自始至终的既斗争又统一，以至于唐初之走向融合。 关键词：易学；象数；义理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i learning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ang Dynasty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Yi learning, from the Wei (220-265）, Jin (265-420）,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420-589）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ang Dynasty (618-907）occupies a comparatively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 when,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i learning was characterized with both struggling and uniting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of the Yi Li (interpreting Zhouyi with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and image-number (interpreting Zhouyi by images and figures). And finally, the two schools combin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Yi learning; image-number;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纵观中国易学发展史，就学派而言，素来分为象数与义理两大学术流派。象数学派形成、鼎盛于两汉时期，义理派崛起繁荣于魏晋时期。如同汉代向来被学界视为易学史上的一个典型历史时期一样，继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更是易学史上一个颇为繁荣且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易学演变与发展的显著特征，不仅表现为易学史上继汉易象数学派之后，诞生了另外一大流派——义理派，更为重要的是易学阵营里象数与义理两大学术流派之间的既相互对立与斗争，又相互依存与统一。两大学派的这种斗争与统一，共同推进着易学的演变与发展，使得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易学研究出现了较为活跃的局面。象数与义理两大学术流派历经魏晋南北朝长期的既斗争又统一之后，至唐代初期，便历史的合规律的走向了融合。这一融合真正实现的显著标志，是唐初易学家、经学家孔颖达奉旨撰定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易学名著《周易正义》的问世。本文将从象数派与义理派的斗争、统一、融合之趋势以及融合的真正实现四个方面阐述魏晋南北朝以至唐初易学演变发展的显著特征。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象数与义理两派的斗争 象数与义理两大学术流派，在概念范畴、理论形态、思维模式、学术风格、治学理路、思想宗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导致两派长期以来相互攻讦、争辩不休的理论思想根源。另外，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儒家经学始终作为官方哲学而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独尊或主尊的正宗合法地位，因此经学阵营内部各家各派，为争夺孔门正宗之名份，以获得政治及经济上的种种利益，而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就易学而言更是如此，义理派指责象数派违于孔门易学义理为“异端”，象数派则痛斥义理派不得孔门之真谛而为“妄说”，这是导致两派长期以来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社会历史根源。 东汉末年，象数易学盛极而衰，魏王弼义理易学代之而起。然而汉易之衰并不意味着象数易学退出历史舞台，只是在魏晋时期不占主流而已。王弼易学之兴，并不说明义理派未受到挑战与冲击。事实上，两派的斗争从未间断，有时甚至颇为激烈。如汉末古文经大师、魏晋义理派易学先导者王肃，初学郑氏易，然后来一举倒戈站在义理派立场上，对盛行于世的汉代象数易学著名代表郑玄易学，率先发难，声称郑学“义理未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孔子家语序》）王弼高举玄学义理大旗，大扫汉易象数之时，马上遭到东汉象数易学大师荀爽后裔之反击。荀彧发难王弼玄学盟友钟会的《易无互体》（《三国志·荀彧传》注引《晋阳秋》，《隋书·经籍志》又称《周易无互体论》），荀融质疑王弼的《大衍义》（《三国志·钟会传》注引《王弼传》），与王弼同时代的筮术名家管辂对前来请教的王弼恩师何晏之玄学易学不屑一顾，其站在象数易学立场上斥王弼何晏易学为：“说老庄则巧多华，说易生义则美而多伪。华则道浮，伪则神虚。”（《三国志·管辂传》注引）东晋时王弼玄学易学盛况空前，然象数与义理两派的斗争亦异常激烈。东晋著名易学家孙盛坚持汉易象数学，撰有《易象妙于见形论》，坚决反对以老庄玄学解《易》，认为汉易的“六爻变化，群象所致，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恐将泥夫大道”（《晋书·孙盛传》及《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东晋另一位易学名家干宝亦力倡汉易卦气说及京氏易学，其对王弼玄学义理深恶痛绝：“而今后世浮华之学，强支离道义之门，求入虚诞之域，以伤政害民，岂非谗说殄行，大舜之所疾者乎！”（《周易集解》序卦注）东晋晚期经学大师范宁对王弼易学恨之入骨：“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其论著称：“王、何篾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晋书·范宁传》）尽管中原失陷，西晋灭亡，罪过加乎玄学有些言过其实，然象数易学对王弼义理易学之尖锐批评，可略见一斑。又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晋代扬州刺史顾夷等撰有《周易难王辅嗣义》一卷（《七录》亦载），《隋志》又载晋代尚书郎栾肇撰有《周易卦象数旨》六卷等。此类易书虽亡，然其倡导象数学反对玄学义理学则无疑。另外，魏晋时期尚有一批捍卫汉易象数学的易学家，如东汉末年以精通京氏易闻名于世的陆绩，三国时期易学风格颇似虞翻的易学名家姚信（吴人），西晋力主汉易卦变说的蜀才等等。由此观之，魏晋时期义理派易学颇为盛炽，但象数派易学在非主流的在野逆境中顽强地抗争着。 南北朝时期，作为汉易象数学统的郑玄易学及义理派学统的王弼易学均立于学官。《隋志》称：“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总括而言，这一时期的易学分南北两大派，南方崇王学，北方尚郑学。《北史·儒林传》称：“大抵南北所谓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河洛……《周易》则郑康成。”《北齐书·儒林传》又说：“河北讲郑注，河南及青、齐之间讲习王弼《易》。”两派之间随着地域政治上的分裂而南北对峙。 南方在一片玄音气氛笼罩下，君臣、后妃、名士、儒雅乃至佛教徒，蜂拥而上，令玄学义理之风盛炽空前。而北方象数易学的盛行亦声势浩大，对郑学的研习蔚然成风，而且汉代京氏易学也大有复兴之势。《魏书·儒林传》称：“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玄《易》……大行河北。”北魏经学大师梁祚“笃志好学，历治诸经，尤善……郑玄《易 》”（《魏书·儒林传》及《北史·儒林传》）。北魏名儒刁冲，“学通诸经，遍修郑说，阴阳、图纬、算数、天文、风气之书，莫不关综，当世服其精博”（《魏书·儒林传》）。北魏硕儒徐遵明，治郑氏《易》，为北朝易学一代宗师，周游讲学二十余年，海内学者莫不宗仰。《北史·儒林传》称：“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讲郑玄所注《周易》。遵明以传卢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传权会、郭茂。权会早入邺都，郭茂恒在门下教授，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卢景裕、崔瑾、权会、郭茂等均为当时易学名家，孔氏《周易正义》及李鼎祚《周易集解》均收录卢景裕、崔瑾《易》注。徐遵明弟子中又有突出者李业兴，因师事徐氏而学问博大精深。而李业兴对其师徐氏学界声望的提高及广收门徒，颇有促进之功，故史称“遵明学徒大盛，业兴之为也”（《魏书·儒林传》、《北史·儒林传》）。另外，李业兴与刁冲一样，不仅治郑氏易，同时对京氏易亦颇有兴趣，其“博涉百家，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无不详练，尤长算历”（同上）。据《隋志》记载，京氏易学有关占候、风角一类的著述在当时尚存，只是“有书无师”而已。京氏以卦气说讲占候灾异，本来早应随着汉代经学的衰亡遭到世人摈弃，然而经魏晋南北朝玄学之冲击，尚能在北朝得以复兴，这应当说是北学过于强调遵尚汉学的结果。 综上所述，南北朝时期象数与义理两大流派对立斗争的分歧焦点，表现为三个方面：一就学统而言，北方遵崇郑氏为代表的汉易象数学，南方崇尚王弼为代表的玄易义理学；二就学术风格而言，北学长于名物训诂，强调经世致用，关注自然人事“有”的世界。南学善于清谈学理，忽视经学实用，倾心超言绝象的“无”的世界；三就易学的哲学意义而言，北方汉学凸现的是关于天地万物生成的宇宙观，南方玄学彰显的是关于万物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据《魏书·儒林传》及《北史·儒林传》记载，北方名儒国子祭酒李业兴作为官方代表出使南朝梁时，与颇好易学的梁武帝及其外交大臣朱异有一场学术上的论辩。这次论辩可以充分地彰明南北之学的分歧与斗争焦点：一是辨析具体问题时，李业兴公开声明：北学“专用郑解”，朱异亦承认“我此中用王义”；二是李业兴在答辩时引据图纬之书，朱异反驳：“纬候之书，何用信也！”此表明南北之学对颇受汉易影响的图纬一类经典的态度截然相反；三是梁武帝请教：“《易》曰太极，是有无？”李业兴答曰：“所传太极是有，素不玄学，何敢辄酬。”对《系辞传》中“易有太极”，王弼玄学派解“太极”为“虚无”。而马融解为“北辰”（《释文》、《周易正义》“大衍之数五十”疏），郑玄解为“淳和未分之气也”（《文选注》），虞翻解为“太一”（《周易集解》）等等。汉儒对“太极”之解尽管各有其说，然均立足于“有”，而不是“无”。李业兴在此向梁武帝表明：北学出于汉易系统，而无缘于玄学；四是梁武帝请教“闻卿善于经义，儒、玄之中何所通达？”业兴答曰：“少为书生，止读五典，至于深义，不辩通释。”李业兴站在典型的儒家立场上，对玄学派将儒家易学的玄学化，不屑一顾；五是梁武帝问：“乾卦初称‘潜龙’，二称‘见龙’，至五称‘飞龙’。初可名为虎？”如果说玄学鼻祖王弼为反对汉易之泥于象数而提出“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周易略例》）还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痴迷于玄学的梁武帝在如此严肃外交场合又如此严肃地提出的乾卦初九为何只能称“潜龙”，而不能称“潜虎”这种极度粗俗无聊的问题，实在令李业兴这位太学掌门苦笑不得，只好答曰：鄙人“学识浮浅，不足仰酬”。北学倡导的汉学学统对儒家经典的字字句句，顶礼膜拜。而南学盛行的玄学学统对圣人文王周公明言无疑的爻辞，都想随意篡改，此对儒学卫道士而言，着实是忍无可忍。难怪东晋晚期经学大师范宁痛斥：“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晋书·范宁传》）由此可见，南学与北学在学统等方面的差异之大。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易学阵营中以汉易为代表的象数派与以魏晋玄易为代表的义理派之间的对立与斗争，表现在时间上的从未间断，形式上的多种多样，内容上的异常复杂，程度上的颇为尖锐。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象数与义理两派的统一 易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形态，如同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对立与统一，易学的发展同样自始至终存在着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对立与统一，二者作为矛盾统一体中的双方，既有相互斗争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象数派与义理派长期存在着对立与斗争，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而尖锐，这是鲜明的对立性及斗争性的一面。两派之间也长期地存在着统一性，具体展现为两派在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又相互渗透、吸收、转化及影响，亦即两派在斗争过程中，总是不断地吸取与总结对方思想理论上缺陷的教训，总是不断地吸取对方思想资料及合理思想颗粒，从而不断地整合丰富完善自身的易学理论体系。具体言之，魏晋时期取代汉易象数学的王弼义理派易学的振兴，就足以说明两派之间相互统一的一面。众所周知，王弼倡义理扫象数，但他之所以能够发起这场易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易学革命，首先根基于其对汉代象数易学泛滥至极而导致的阻碍易学得以持续发展的种种弊端的深刻认识，从这种意义上讲，没有汉代象数易学的鼎盛发展，就不会有王弼义理派易学的产生与振兴。其次，王弼发起的这场易学革命，也渊源于其对汉代象数易学丰富的思想资料及某些概念、范畴及其思想的继承、改造和发展。从这种角度上说，没有汉代象数易学的极度繁荣，就难以令王弼义理派易学理论体系的根叶茂盛。王弼对汉代象数易学的继承、改造和发展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汉代象数易学继承了《易传》运用阴阳气说诠释《周易》原理这一思想理路，阴阳气说是汉易卦气说赖以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卦气说创立者孟喜、集大成者京房以及对卦气说进行系统总结的《易纬》，均是充分利用阴阳之气的进退升降、相互转化、对立统一的运动变化原理，来揭示阐发《周易》关于天地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万事万物产生演变发展的规律性，亦即所谓的“三才之道”。王弼虽极力反对汉易象数易学，但却肯定并继承了汉易中的阴阳气论。但与汉易不同的是，他不是在汉易元气自然论的意义上讲阴阳气说，而是将阴阳气说视为由“无”而派生的“有”，从而将其纳入玄学贵无论的易学思想体系之中。 其二，汉易大讲卦变、爻变，王弼虽反对卦变，但却同汉易一样也非常重视爻变。只是他反对汉易将爻变原则的公式化、格式化及烦琐化，提出了爻变无定则、应适时而变（“唯变所适”）的观点，并将其视为《周易》的重要体例。 其三，卦主思想蕴于《易传》尤其是《彖传》，易学史上首次提出卦主说的是西汉象数易学名家京房，其后东汉郑玄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为“爻体说”，汉易集大成者虞翻也以卦主解《易》。王弼在汉易卦主说的基础上，站在哲学的高度，以更宽阔的视野，将汉易卦主说进一步系统化、哲理化、玄学化，从而将其作为释《易》的重要体例，在《周易略例》中开篇论之于《明彖》。应当说，由汉易提出的卦主说理论，经过王弼的继承发展之后，成为后世象数派及义理派均特别关注的易学体例。 其四，王弼虽力扫汉易象数学，但对于汉代象数易学家所创立并惯用的也是王弼曾加以痛斥的解《易》体例，如卦变、互体、五行、反对之象、旁通等等，在王氏《易》注中也时有运用。这种自我矛盾的现象，曾招致了后世易学家如南宋朱震、王应麟及清代焦循等人的讽刺与批评。这不仅说明王弼玄学易学企图尽量抛开象数而侧重以义理释《易》所导致的偏颇与无奈，更为重要的是又意味着王弼对汉易象数学继承的非自觉性。 综上所述可以表明，无论是对《周易》体例的理解与创新，还是对《周易》原理阐发的易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善，王弼对汉代象数易学的吸收、继承及改造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无庸置疑的。 另外，魏晋玄学之先驱、王弼之玄友何晏，以老庄解《易》有名于世，然其对《周易》中有关阴阳等象数问题也颇为关注，曾虚心地请教象数派卜筮名家管辂，此表明其门户之见并不太深，可谓上承汉易之象数，下启王弼之玄理。魏晋之际玄学名家向秀易学之特征，表现为既长于玄学之简捷达理，又善于资取汉儒象数之学，彰显于义理与象数之融合。晋代义理派著名代表韩康伯虽力宗王弼，但其解《易》亦论及象数、五行、旁通及阴阳气说等。此皆说明魏晋义理派易学家既本于义理，同时又程度不同地兼顾汉易象数学的学术倾向。 汉末魏晋时期的象数派易学，在兴起的玄学义理派思潮的冲击下，在与义理派斗争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检讨自身过于偏滞象数的理论体系的种种弊端，从而逐渐地摆脱了汉易泥于象数的窠臼，在立足于象数学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又不断吸取了义理派之长。表现为对《周易》经文诠释及《周易》原理阐发，既明之以象数，又阐之以义理。如汉末易学名家陆绩，其易学虽本于京房，兼取郑、荀、虞，但“陆绩《易》注，既揭象数之微旨，亦发义理之秘奥，故能融象数义理之长”（徐芹庭《周易陆氏学》）。三国时期吴国易学大家姚信，其易学既宗于荀氏之升降、虞氏之卦变互体易位等，同时又关注以《易传》之义理阐释经文。西晋易学家蜀才，虽力倡虞、荀、郑之象数学，然亦不废义理。东晋易学大师干宝以力排王弼易学倡导汉易有名于世，但其在阐明象数的同时，又彰显义理派关怀人事之风格，特别重视以史论《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