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周在1870年左右写的《尚白札记》中，又作了如下注释：Reason广义使用时，可译为“道理”；狭义使用时，可译为理性”。在1873年所写的《生性发蕴》中又解释说：“理性就是理解道理的性能”。他在1884年（56岁）所写的《生性札记》中又指出：“理性，英语Reason是唯吾人因抽象作用而命此名者。……理性之作用，亦如记性不特限知感二觉，又并及情欲二动，然其所以异于记性者，在于记性则受而不拒，理性则有时与二动抗衡抵争也。若夫抗争，此心城为之扰乱，是宋儒人心道心之别，独知诚意之工夫，所以陆子便是之说，阳明良知之工夫亦存于此也，盖尝推究其所以然者，理性也者。其质正直贞信，其印象，一踵外界显像极其曲折，无一点矫饰，无毫厘加损，惟纯性精，以奏天君。是以心君虽为情所扰，为欲所扰，理性呈象者依然袭旧，毫无变更，不服从谀君心之非，是其所以为心府之司直，而每与情、欲二动相斗争而不止也。”[20] 西周对“理性”范畴的创译，虽主要是以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为蓝本，但不可否认，他从宋明儒学、尤其是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心学中得到较大的启迪。 3、“物理”与“心理”一对范畴。“理”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有时指事物发展的规律、条理；有时指抽象观念、精神实体。如：孟子认为理是人心所具有的道德观念，荀子提出了“事理”等概念。到了宋代，“理”成了程朱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前文已述），后与朱子学一起传到日本，并在日本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二千多年来，“理”在各位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含义和解释，虽它的哲学内涵越来越丰富，但也有着思想笼统、条理不清的弊病，给后来的沿用或研究者造成诸多不便，乃至出现无谓的纷争。西周吸取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运用逻辑的方法，对“理”范畴进行了分析，引申出“物理”与“心理”二个范畴。 他说：“相同的道理，说起来是一样的，其实理有两种……其一叫心理，其一名为物理。物理云者，乃天然自然之理。语其大，则寰宇之大，星辰之远；语其小，则一滴之水，一撮之土，从禽兽以至人类等生物，草木等植物，无论何种均备此性，不能外于此理，假若违背此理，则何事亦不能成。然而心理云者，不如是之广，唯行于人类之理，若无人类则此理无从领会，又若无人类则此理亦无遵奉之者。虽则此亦本于天然，但因欲违背即可以违背之。……故物理叫做‘APRI0RI，是先天之理，心理叫做APOSTERIORI’是后天之理，若如此则首先在先天之理中产生人类，其关于人类后天之心理，因备于自然，所以叫做‘NECESSITY’（必然），可以说是出于不得已之理，但这个理和先天之物理一定无二者不同，即使一件事也有千差万别各式各样。”[21]又说：“物理常一定无二，有必然之度，用数目可以推测出来……然而心理非一定无二，相反，恒有两极……此两极之上又其间有多少之差。……很不容易为测量之器所测定。”[22] 这里对“物理”和“心理”二个范畴给予了严格界定和认真区别，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先秦的荀子曾提出过“物理”一词，但这是一种朴素和直观认识的表现。西周所说的“物理”，带有明显的近代感，并以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为前提，但它并不同于自然科学上的“生物”、“化学”、“物理”之类概念，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是属于哲学的范畴。至于“心理”范畴的提出，更是从形成于近代的心理学这门学科中得到的启示，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创译。尽管如此，从思想深层来说，西周在提出“物理”与“心理”范畴的过程中仍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西周在创译主观、客观、悟性、现象、实在等近代哲学范畴的过程中，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营养。这些创译对于东西思想的交流，对于日本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当然，西周在以儒学为媒介介绍西方哲学思想、创建日本近代哲学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某些局限。如，他将《周易》的“太极生两仪”的模式来阐述宇宙进化，使西方原有的思想受到一定束缚，这与他对儒家思想辩证地分析不够和对自然科学的理解肤浅有关。 西周主要以儒学为媒介来介绍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创建日本近代哲学，这不仅仅是西周个人的文化素养所致，而是日本明治时期哲学发展的历史选择。日本的国情决定了日本近代哲学不可能是西方哲学的翻版，而必须是东西思想融会的产物。在明治时代，日本的传统思想文化主要由神道、国学、佛教和儒学所构成。神道从日本原始宗教发展而来，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其思想较为肤浅，与西方近代哲学主旨相差甚远。国学是江户时代中期开始兴起的复古主义运动的日本文化学和古代学的体系，它主张恢复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即 古道，并在古典的研究中对它进行探索，试图将神道、国粹的内容提到思想高度。本居宣长（1730—1801）将国学发展到最高峰，但“由于他崇拜古典，作为创世纪式神话的信奉者，他的神学观念达到了荒诞的地步。”o因而国学也不能担负与西方哲学相结合的角色。佛教自六世纪中叶开始在日本得到广泛的传播，其中不乏一些精致的概念、严密的逻辑方法，在某些方面可与西方哲学文化结合，但佛教毕竟是一种宗教信仰，对现世的态度过于消极，这从根本上与当时日本近代化所需的立足科学、看重现实、改造社会的西方近代哲学文化格格不入。而儒学一方面注重现实、注重政治、是“积极入世”之学，另一方面它经过漫长时期的发展，形式上组成了一套严密的概念、范畴体系，内容上涉及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伦理观、历史观等广阔领域，理论上达到了古代哲学的最高水平。故与神道、国学、佛教比较起来，儒学有极优越的条件，是明治初期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中与西方近代哲学思想最相契合的成分。这种情况正如日本著名哲学家下村寅太郎所指出：“接受时代的学者全部以汉学为文化基础，理解西洋哲学只有将此作为道路才有可能”。“哲学用语的翻译就证明了此点。如‘悟性’、‘理性’类今天均在使用的概念多半是亏了这些人们，尤其是西周”[23]。 西周主要以儒学为媒介来介绍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创建日本近代哲学的工作，有其特殊的历史贡献和积极意义。 第一，它加速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世界文化史说明，一种外来新文化只有同本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迅速传播，乃至生根。正因为西周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已成为“和魂”中的儒学作结合剂，故他传播的西方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哲学知识很快被日本人民所接受。 第二，它使日本近代的第一个哲学体系既达到近代的理论水平，又保持了东方文化的特色，为整个日本近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模式，对以后的日本哲学家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日本近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中江兆民（1847—1901）用荀况的天道观、王充的自然观、范缜的形神观与法国近代唯物论及进化论相结合，创造了一个东方型的近代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日本学院派哲学的开拓者井上哲次郎（1855—1944）注重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的结合，指出：“考察朱子学派的伦理学说，即使在今天也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在许多方面与西方理想派的伦理学说具有共通之处，特别是今天所谓的自我完善说一类。”[24]而且，井上哲次郎试图融合东西伦理思想建立起日本近代的“国民道德论”。日本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西田几多郎（1870—1945）吸收了先秦儒学的“中庸”、“至诚”、王阳明的“心外无理”等思想（当然，也包括其他思想如佛教、道家思想），与西方近代哲学相结合，建立了一个日本近代哲学史上最庞大的理论体系。中江兆民、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在建立自己的哲学时，都注意从东方思想中吸取营养，究其端，不能说与西周哲学模式没有逻辑的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